华北局势：剑拔弩张

在日本而言，中苏之间的关系改善，已经开始威胁到日本“反共抗苏”的基本对外国策了。于是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团体，开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与明确的理清对华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取得中国的华北，军人出身的首相林铣十郎，既无法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又不能协调军方对中国政策的争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请辞，由 充满忠 君爱国思想的近卫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卫对于军人的驾驭能力极低。

正当日本政府的高层在争论，如何对付出现与苏联团结的中国政府之时，日本的关东军、朝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将校们，却早已经等待不耐烦了，他们干脆决定，由自己先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的准备，必要时自己动手。关东军将机械化的部队调往长城关口，并且经常进行以铁路紧急运送部队与重装备的演习，日本的朝鲜军也在进行调动日军部队，进行如何能够越过鸭绿江与渤海，以进入中国作战的演习。

而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自从调升其地位与台湾军平等地位之后，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的部队，驻军总人数比辛丑和约所允许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丰台事件中，日军硬抢占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战略要地丰台，设立军营（这些都是违反辛丑和约的做法）。这样日军在华北，早已完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北平对外的联络交通线，只剩下西南的宛平与卢沟桥一线了，就这样，日本在丰台的驻军，还不断的演习如何发动攻击，以一举截断北平对外最后的交通线。

早在两年多前，蒋介石就把华北的冀、察两省，交给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等人，全权的运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设立缓冲区而与以日本周旋；而逐渐地，宋哲元对于南京是采取“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立场。宋哲元在冀、察的运作，一方面设法敷衍日本人的压力，对日本做出不少的让步，让日军随时可以在河北公然演习，日本商社开始到处投资发展，汉奸团体也就日益增加的发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为二十九军的自己人扩大势力，到了最后，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长职务，已经完全地落在二十九军的手里，这种军政不分的结果，是二十九军的作战能力开始降低了。宋哲元明知以日本人节节进逼的做法，至少在华北双方最后难免一战，但是他却没有利用充裕的时间与资源，充实与精训军队，反而让二十九军的上层领导人分心，花更多的时间与精神去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最为不幸的是，宋哲元更没有预先拟定与日军决战的全面战略部署计划。

到了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一致接受的领导人，南京准备抗日的决心与行动，是越来越清楚，宋哲元也知道，自己担任中日之间“白手套”的时日恐怕不多了。在一九三七年年初，日本进一步施压时，宋哲元干脆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国民政府，而把日本人的各种压力，全部推给南京来负责，又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自己决定回到山东老家修养，而把应付日本人的责任交给副手秦德纯担纲。(www.xing528.com)

这时候，虽然东京方面还在考虑如何对中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是驻在东北、朝鲜与华北的日军，早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觉得搞华北特殊化，竟然耗费如此多的时日，最后也只弄到一个若即若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南京国民政府又搞联苏容共的政策，中国军力与国力正在迅速的发展之中，假如日本不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中国狠狠一击，那么蒋介石可能真的会建立出可以对抗日军的力量，那么日本就要错过控制华北的机会了。

何况目前宋哲元长期不在河北，正是日军一个可以生事的机会，因此关东军、朝鲜军与驻屯军的将校，大家都有了互相支持的军事行动默契。日本驻屯军在河北的演习，就更为的活跃了，特别是在丰台的日军，更是针对攻击宛平与卢沟桥，进行实战演习。并且还要求二十九军，同意日军的演习，可以穿过宛平城。宋哲元不在，秦德纯也只有接受了，这时的平津一带，究竟是日本的领土，还是中国境内，已经是分不清楚，人民每天看到的是，日本兵举着日本旗、用着日本的枪、炮在那儿认真的训练着。

而此时，蒋介石则在庐山进行暑期的国事讲习，以团结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同时也与中共的代表进行团结合作计划的细节协商。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是，抗日的国防腹地大西南军政力量整合的问题，因此他特派何应钦前往四川，与当地各路军政领袖，进行军事整编的会议。因为四川才在年初，一度为了军事整编，闹出很严重的动乱，全靠南京强力的介入，才能勉强稳住了局势。蒋介石曾经准备与德国进行可以装备三十万军队的整批武器交易，但是受到日本与意大利的干预，没有成功。

原本局势最为紧张的河北，在七月初，意外出现了和缓的迹象，因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突然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日本正在考虑更换指挥官；而中国方面，因为宋哲元长期的请假离职，副手不便有所坚持与担当。因此中日之间的历史冲突大事，好象不至于在双方前线主帅都不能作主之时爆发，但是却因一个意外而引爆了中日全面的历史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