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苏：三方战略关系分析

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整个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华北永定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上发生的小事件而已。若仅以历史事件本身而论，这种说法不完全不对，但却忽略了在整个“微小事件”的背后，长达六年以上战争危机酝酿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国对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朝野，绝对没有狂热与固执到，只为了小小的卢沟桥冲突，就要扩大事端与日本进行一场民族之间的历史决战。

而更正确的看法应是，卢沟桥事变的本身，虽然只是中日之间多次冲突的一个小火花而已，但最后却点燃了中日全面历史决战的燎原大火，这其中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在中国方面，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因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火，又因此沸腾，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足以对抗日本[1]，因此民意强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对日本退让了。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虽然蒋知道，在当时，抗日的基本结构，在中国内部才刚刚开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够有实力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至少还要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蒋介石却无法违逆不肯再对日本做出任何退让的民意了。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日本与苏联才是注定非要一战不可的世仇，双方从日俄战争的历史上冲突，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势不两立，都是导至日苏必然决战的因素，这都是蒋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国防与战略政策，都是把防俄当成日本国家安全规划的重点，就连侵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都是为了争取防俄之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的构想。苏联更是把消灭日本的军阀与财阀的共同体，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因此日苏大战的危机，一直在酝酿之中。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弃侵略中国，中、日之间并没有一定要决战的理由，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性的战争，从历史的观点而言，无论是谁赢谁输，最大的获利者必然是苏联。苏联可以用最低的代价，同时侵略中国兼制伏日本。所以蒋介石原本希望，中国能够尽量地对日本采取克制政策，让日本与苏联的冲突能够提前爆发，这样日苏的第二次战争，绝对是世纪性大战，到日苏两败俱伤的时候，中国就可以拥有足够的筹码，同时向苏联与日本讨回中国应有的公道，要知道苏联对中国侵略的程度，绝对不下于日本。(www.xing528.com)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是否要继续侵略中国，而造成中国的反抗，也有着极大的争论。日本一些政坛元老，都对中国的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主张对中国的压力，一定要适可而止。这种意见，在日本的军部中，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是居于少数[2]。石原认为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敌是苏联，而中国在西安事变之后，已真正停止了内战，国家开始有了全面的进步，同时抗日的民族共识已经形成，日本实在不易再刺激中国，而引爆中日的历史全面战争，最后让苏联坐享现成的利益。而当前日本应该好好地利用所占领的东北与内蒙，开发资源，建立对苏作战的准备。假如日本真的还不能“知足”，见好就收，一定要继续扩大侵华，终于会引起中国全面的反抗。那么中、日之战将成为一个无法脱身的战略泥沼，会使得日本的国力耗竭，苏联刚好可以捡到个大便宜，而日本几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于白费了。

但是在军部中，居多数的是主张再给中国致命一击的“扩大派”，首脑为杉山元大将[3]，特别获得日本海外驻军将、校的支持，其基本的观点也是站在防俄的前提之下。扩大派认为，当时苏联红军受到斯大林全面的整肃之后，在相当一段的时间之内并无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团结建设，实力还没有凝聚好，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先给中国强烈的一击，完全控制中国的华北，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更大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来对付苏联。这派观点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国反抗日本的决心，是远远超过他在形式上作战之实力。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对于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绝对不会再作任何让步了。而且中国一旦开始抵抗，就不会轻易停战，因此日本要想再多占领个华北，以增加抗苏筹码的策略，就成为日本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的错误所在了。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军政的领导人，面对这两派的争论，一直无法达成政策的共识，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确是暂时减缓了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通过对华北分离自治继续施加压力的政策，但也仍是旧调重弹而已。但是驻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日军将校，则是觉得假如再不对中国动手，将会失去立功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开始鼓噪不安地出现了“求战”情绪。

而由于日本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民生不安，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于日货的抵制（中国是日本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也束手无策。因此当时日本舆论的倾向是，再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扩大对于华北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强迫中国政府取缔民间对于日本经贸的抵制。

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是非常稳健掌握住中、日、苏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于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几乎施尽全力；接着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议，将提供国民政府五千万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应中国所需的军火，这种直接把军火交给反共的蒋介石，以增加其中央军作战能力的做法，也只有斯大林才会做得出来。中国与苏联也在加紧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的结盟与亲近，是蒋介石为了抗日而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无力单独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国际社会中，又没有国家敢过问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蒋介石认为，既然日苏的矛盾已经接近战争边缘，那么中国可以冒险的接受苏联“魔鬼”（应是当之无愧）的援助，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拉苏联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