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省份统一，展现新成果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筹码以抗日，国民政府已经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治构想与行动。

因此，蒋介石绝对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之后，才被迫接受苏联容共的政策[1]，张学良遽然发动西安事变，只是为了稳住东北军的军心，减少自己子弟兵在内战中不必要的伤亡，而将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稍为提前搬上历史的台面而已。

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透过亲信，与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共产党人士，进行合作抗日的协商，而且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假如当时蒋介石真的没有联苏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变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后，仍然放手地动用中央军，继续追剿红军到底。因为在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全中国内部的声望与权力，都已经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中央军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造成任何的损失，当时中央军已经对困在陕北的红军，完成多路进兵的合围阵式。

同时红军也没有因西安事变而得到有效与实质的扩充，依然处在人员不足、粮弹不济的危险状况之下，因此假如蒋介石若是要决心继续追剿红军，以六十万以上拥有不错战力的中央军，围攻三万多人战力残破的红军，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行上之问题的，最多在时间上延后几个月而已[2]。

甚至蒋介石若真的继续追剿红军，也不会有人能够质疑，蒋没有“遵守”在西安事变受到监控时，口头所答应停止内战的立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要求蒋“必须”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间接承诺。何况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之下，又有哪个政治人物真正遵守过所谓的约定、协议或保证？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脱困之后，就此停止追剿红军，其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履行承诺，或是已经错失围歼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蒋介石决定，不如藉此机会，开始实施其“联苏容共”以准备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蒋介石为什么又推翻在西安的协议，而囚禁张学良呢？(www.xing528.com)

至于有人指出，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透露出蒋介石在日记里的抗日决心，因此造成日本决定提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说法，也是不尽正确，因为蒋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会场合中，不但经常公开表明国民政府坚忍建国，建军备战的抗日策略，同时也在设法优先实施理财练兵的抗日准备。一个正在推动现代化国防与工业的中国，逐渐开始崭露头角，日本当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对于中国抗日国情的判断，是以中国全面现代化、统一的发展作为指标。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肯向日本的压力屈服，中国的军力与国力也在快速增强当中，所以日本算得出来，中国准备抗日的决心与实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变来透露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心事，才让日本决心提早对中国下毒手。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支持，倒是影响到日本是否要采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在西安事变的前、后演变，已经显露出蒋介石缺乏历史上真正伟大领袖那种洞察全局的能耐（当然这是指那种千年罕见的杰出才能），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权力斗争的影响，突然疏远了真心拥蒋的张学良，派遣抗日心切的东北军进行内战，又长期让东北军的补给受到差别待遇，对于因剿共牺牲的东北部队，更是采取令人无法了解的“战死不抚恤，消灭不补充”政策[3]。这些对于东北军处置的做法，都是犯下领袖人物的大忌，何况是处在那种风云急变，互信根本不足的时代。

当时东北军处在军心动摇与士气低落的危机中，加上有冤无处诉的压力，蒋介石却想玩一石二鸟的计策，用东北军与红军互斗来同时消弱对方战力的手法。不料张学良却已经知道，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合作的谈判，迫使张认为，蒋介石既然准备联苏容共，为什么还要拿东北人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所以张学良一再地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立场：何不就此保存实力，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张学良的立场，反遭蒋介石一再强烈的苛责，蒋并且准备将东北军全数调防整编，至少使得东北军因而感到了孤军末路的压力与绝望。

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了选择兵谏之外，可以说是没有其它可行的通的办法。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洞察军心与大局，那么蒋应该对于东北军采取宽厚的政策。张学良曾在蒋介石的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全而出手助蒋，又为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的政策，而背负历史上“不抵抗”的黑锅，根据这些事实，张学良与东北军对蒋、对国的贡献与忠诚，实在是无可置疑的。现在这支已几乎被迫成为历史孤军的东北军，唯一剩下的是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心愿，而蒋介石却要设法藉内战而消耗这支“抗日忠诚部队”，难怪东北军会支持张学良的犯上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