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蒋介石却调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对希望与日军死战的东北军，士气上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而且蒋介石应当知道，西北军的杨虎城，早年在冯玉祥手下，就已经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个左倾的军政人物，他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别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满，因此当时的西安各界经常与上海的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一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www.xing528.com)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默契，造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与南京的安内剿共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但是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与苏联与中共进行相当时日的接触，大家对于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识，蒋介石本人还在莫干山接见过周恩来，但是蒋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国共合作的见解，采取近乎绝对排斥的态度。根本让张学良无法向他进言，双方甚至多次爆发言词之上的冲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又多次的与阎锡山，讨论过停止内战与抗日的问题。当时的阎锡山，事实上也与红军有所往还，因此他表示支持张学良的立场，更帮着张学良见机游说蒋介石，但是都遭到蒋介石愤怒地拒绝。
这时蒋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总是摆出一副监军的高姿态，而经常与东北军将校之间发生摩擦，彼此的关系极其恶劣，也就造成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更大的误会，在对杨虎城发泄心中抱怨的时候，张学良得到杨必要时大胆实施“兵谏”的建议，张学良当时并未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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