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在一九二八年北伐克济南时,日本立刻出兵山东,在济南企图制造中日战争的冲突并残杀中国军民。蒋介石为了中国统一的大业而忍辱退让,但这个极大地羞辱却更促使蒋介石决心统一国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中国如何建立一个可御外辱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就成为他念兹在兹的目标。蒋介石知道,假如日本继续的侵略中国,那么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爆发,绝对无法避免,而中国要想在战场上与日军进行决战,那么自己那一套从日本学来的军事本领,当然不够用,因此决定采取学习当时全世界都推崇的德国军事路线,希望藉着取法威震全球之普鲁士军队的组织与运作,来建设一支能够抵御外辱的部队。当时德国正处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人被限制运作的时代,因此许多有志难伸的德军将才,愿意以顾问方式来华应聘,为国民政府筹划建立现代化的国防。
虽然早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就聘请德国的军事人才,组成军事顾问团,以供军事上的咨商,但是由于当时应聘的德国军方人员位阶较低,蒋介石所需的也只是一些武器与战术上的咨询而已,因此并未进行整体国防的规划。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对于中国的侵略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在进行,加上中央军几次与中共的红军作战,进展都并不顺利,因此蒋介石决定提高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阶级。而在一九三三年德国的名将、前国防部长史特列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出任顾问团团长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团,才为蒋介石进行中国全面国防的规划,虽然史特列特在一年后因健康问题回国,顾问之职由其副手福尔肯豪森(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继任,继续协助蒋介石推动中国的国防建设,福氏即成为影响国民政府建军以及作战决策最深的外国人士。
德国军事顾问团相当肯定中国军人作战的勇气,以及刻苦耐劳的能力,因此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生产力不足,不能消耗有限的资源在大量国防人事方面,当时中国各地的陆军总数,就有一百七十万人,多达一百八十个师的编制,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应该采取精兵制度,维持六十个常备师七十万人,就足以应付日本三十八万常备部队的挑战,中国应该把国防经费,重点摆在装备与精训陆军,以及全力发展空军,至于海军,由于经费实在不足,只有暂时的维持沿岸防御。
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中国所设计的抗日战略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线作战”,基本上,中国在华北是以防守山西高原和黄河以北的防线,而将河北与山东设为战区,如此可以牵制日本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德国顾问也认为,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日军必然会设法攻击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以占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以加速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因此建议中国准备以上海为战争依托的阵地战,并且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两条现代化的工事防线,利用江南复杂的水道与湖沼地形,阻止日军攻占首都南京,在此牵制日本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德国顾问判断,这样日本除了守卫本土、朝鲜与台湾的必须部队之外,所有的常备陆军都已投入中国战区。只要中国坚持下去,日本这个资源有限的国家,很难长期支持下去,到时美苏都有可能与日本爆发利益的冲突,而卷入对日本的冲突,那么中国就可以乘机动员更多的后备部队,反击日本。(www.xing528.com)
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在南京成立仿德编制的“教导师”,在训练成军之后,分批的调训其它各师军士官,来学习教导师的编组运作,然后回去模仿成军。蒋介石考虑中国当时的军政环境,发现无法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裁撤大量的军队,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所有军政派系领导人的根本权力与利益,何况国民政府也无法处理裁军之后的就业辅导。蒋介石认为六十师的编制实在过于精简理想化,因此仍然决定暂时维持庞大的军队编制,同时受限于财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只能进行有限的部队改编,准备先后成立三十个整理师,三十个整编师,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军队骨干。蒋对于德国顾问建议设立防线的工事投资,以及成立空军则是给与全力的支持。
德国军事顾问也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利用国土的各种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军火工业,将现有的各种不同制式与规格的军用武器,加以整理规划,并且引进欧美先进的兵工厂设备,改良与仿制外国部队的各种常用武器弹药,蒋介石委任愈大维等专家负责进行,中国逐步地开始建立自己部队所需的基本军火工业,不过当时中国陆军装备最为缺乏的是火炮支持,以及各特殊技能的兵种装备,例如炮兵、通讯、医护、工兵与化学兵3。
基于长城作战的结果检讨,蒋介石特别重视空军的发展,因此给与空军相当优先的支持,而空军的投资最为需要人才与资金,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列强都不愿意帮忙中国建立空军,以免引起日本的反弹,当时全靠美国的退役空军人才,帮忙国民政府草创中国空军,在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引进一些零星的军用飞机,成为飞机“大拼盘”。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突然表示愿意帮中国建立空军,免费派遣空军顾问到中国。结果这批意国空军顾问,却胡乱地出主意,中国因而购买了许多根本缺乏战力的飞机,又破坏了中国空军训练与发展的制度,不但浪费了中国非常有限的资源,也阻挠了中国建立起一支一流空军的机会(意大利后来还在汪精卫的叛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穿针引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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