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www.xing528.com)
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的凝聚力,也就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政领导人而言,抗日战争是一件相当逼不得已的选择,由于在满清时代,一些日本军政人员,都曾经支持国民党(当时的同盟会)进行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而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都与日本有着相当深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极力希望日本能够在中国的复兴与发展上,给与助力而非阻力。他们也希望能够给与日本和中国合作的特权,以东方民族的团结,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无奈日本乘人之危的野心太大,竟然扮演比西方帝国主义还要凶残的角色,决心灭亡中国,因此多数的国民党领导人,除了抗日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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