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成果展示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 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 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www.xing528.com)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