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在这种危机关头,冒死匆匆地赶到北平(沿路还有“爱国志士”准备刺杀他),这时北平已经是处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危机状况,黄郛在北平弃城前夕,设法再作最后的努力,与日本军方代表永津佐比重进行私下的接触。其实当时日皇的军令是,不准关东军攻占北平与天津,因此日军兵临城下,只是谈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黄郛与国民政府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状况,只知在日军的包围下,平津已经危在旦夕,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城,必须设法立刻接受日军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否则华北即将沦陷,中国的政局也将面临瓦解的危机。
而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武官永津中佐,早已经奉命要在六月底之前,与中国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因此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突然派人与黄郛进行接触与谈判,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要求黄郛立刻承诺,黄郛在考量挽回大局的情况下,只有急电蒋介石,要求中央决断是否接受。这时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特别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中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够暂时保全平津,必须接受日本的条件,因此立刻致电黄郛,表示除了涉及东北四省的主权之外,其它全都可由黄郛全权作主决定,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蒋、汪二人绝对会为协定的内容,共同负起历史责任(这是黄郛最为关切的重点之一,他不愿意成为所谓“外交卖国”的千古罪人)。(www.xing528.com)
这样黄郛设法与日本少壮派军方代表周旋,用尽人际关系的运作,勉强与日军达成了停战协定纲要,而实际的条约内容,则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交由中日双方军队的指定代表,在塘沽签署生效,这就是所谓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将中国领土滦东地区,划为中日停战地区,允许日军掌控长城各个战略关口,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停战区,但是允许日本实际遥控滦东战略地区[3],与取缔所有的排日组织与行动。为了减少中国舆论的这个地区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宋代“燕云十六州”的东南部,日军有效地控制此一地区,中国在黄河以北,几乎就无险可守了。反弹,中日双方并未完全的公布协议内容,以及进一步退让的口头承诺。日军在谈判桌上,即获大胜,对平津的包围与攻击才告停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