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战争的现场与过程而言,日军表现的战斗能力是相当的杰出,关东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与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应该是居首功,因为他们指挥日军的热河攻击作战中,表现出决断的胆识与充分谋略。关东军只运用有限的兵力(两个师团加两旅团),却能充分地发挥灵活与集中的战术运用,再配合使用策反中国军阀部队投靠的政略,以及首次使用飞机与强大炮火的第
协同作战,使得日军能够在十天之内,就闪电般的顺利攻占了热河全境。虽然日军在继续攻击长城防线的作战中,遭受到华军猛烈的抵抗,但是日军仍然充分地掌握战场的主动,并给与中国军队相当严重的打击。
而中国方面,张学良之所以无法在事先调动各军迎战,是由于当时他已失东北根据地与大量的军政资源,国民政府里的汪派又只给压力,却没有实质的助力;他所统领的华北各军,原本有着彼此对立的心结问题,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化解,因此对造成各部队对张学良的指挥,处处制肘与防范,也就影响到张学良的战略企图心不足。张学良身体的状况也因为毒瘾的伤害,更无法应付作战沉重的压力。
然而就全盘大局的失利而言,又很难完全怪罪给张学良的失策。因为这是中国自从清朝与外国军队作战以来,第一次的各地方部队协同作战[1],仅仅在两年多前,这些部队还是彼此相互厮杀的“敌人”。当时面临日军攻势的张学良,既无足够的威望与能力应敌(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只是一个地方军阀的继承人),更缺必须的后勤支持能力,因此他还能够压住华北各军应战,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等到战局大幅的逆转之后,张学良竟然能够因为一句话,就自动地卸下兵权,东北军也没有因此出现哗变或是拒战的情况,更是自从清朝末年以来,拥兵自重者近乎不可能的表现。(www.xing528.com)
不过热河与长城之战事前的中国舆情反应,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国力与军力的情形了解过少,因此对于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表现给与过于严苛的批评,舆论把东北军骂成“不抵抗部队”,“一战就败”,而把西北军的喜峰口之战,捧为国之干城。热河抗日作战的失败,对于浮夸的舆论与不切实际的人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北平的“学者专家们”,这才开始深切的了解到,中、日国力的差异,有着整个民族全方位的历史问题。日本不是由一天而强盛,中国不是因一人而落败。
其实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问题,不敢真正面对失败的原因,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东北军)泄愤,以减少每一个国民其实都应负起的历史责任;而同时对西北军的喜峰口逆袭战果,作出过度的宣扬2,以证明是东北军太差,而非中国军力的不行。事实上,当时东北军一样地在明知无法战胜的状况下,对日军攻势进行浴血作战,只是因为张学良下野,政府与舆论又要找东北军当成替罪羔羊,因此缺少公正的报道,而其实西北军一样有其脆弱的一面[3]。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无法亲自率军北上指挥压阵的原因,是因为国民政府在江西刚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同时汪精卫在热河作战之前,曾经亲访广州,当时广州政府领导人邹鲁就明白表示,假如蒋介石调兵北防热河,广州方面不但不会协助或保持中立,而是会出兵攻击南京。中共在江西、安徽、湖北等各地苏区的部队,更是从中牵制了国民政府军队的移动。当时的国民政府,无论是派晋军、西北军或是东北军的其它将领,都更加难以指挥中国的部队进行热河保卫战,甚至就连蒋介石亲率中央军与日本作战,结果恐怕也是好不到那去。因为实情是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将领与部队,能够抵挡武藤信义所指挥的关东军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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