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历史的疑问是，假如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顾民意的反日情绪压力，坚持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是否也能挽回东北的沦陷？当事变爆发之时的日本政府，的确是“不同意”关东军无理的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的军部也想约束关东军犯上的军事行动，也许国民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在东北的一些利益上，对日本让步，似乎是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牵制关东军行动的筹码，使得中国东北不至于沦陷。
这在蒋介石后来的重要文献《敌乎？友乎？》当中，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过失，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应该抗拒民气反弹的压力，勇于承担决策责任，而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让日本政府的温和派有力量压抑关东军，或许能够挽回东北之失地。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完全是诉之国联，使得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与后来的首相犬养毅，无法以外交来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危机。
但是就事实的发展而言，恐怕中日双方直接的交涉策略，其成功的机率仍然等于零，一方面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抵挡国内激动民意的压力，以及各种不同政治与军事集团的挑战，这些政治压力的主张是，日本不撤军，国民政府就不能与日本进行交涉（事实上后来的粤派国民政府，是企图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还是失败）。(www.xing528.com)
同时，日本政府也无法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协议，而压迫关东军退出所占领的土地，根本的原因是，关东军在获得大胜之后，日皇、军部与民意，都已经转向支持获得大胜的关东军，造成日本政府的运作危机。老实说，当时日本政府比南京国民政府还要岌岌可危。除非是关东军在东北遭到军事占领的严重困难（有如一二八事变的日军久战无功），或是关东军遭到重大的伤亡损失，造成日本民意的逆转，日本政府还可能有机会出面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而这个可能性的前题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都有抵抗的准备与反击，以及苏联摆出强硬的军事姿态，才能奏效。而只是单纯的外交直接交涉，是不可能改变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都超过当时日本与中国政府的预估与控制，日本政府无法控制军部，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关东军无法控制少壮派军官。中国政府与东北军，则是混淆了不抵抗政策的范围，在不抵抗、就地抵抗与全面战争之间，无法妥当的拿捏，因此当关东军发起军事行动时，没有完整的军事反击与外交准备。这对于当时处在疲于奔命的蒋介石，以及年少得志、却重则难当的张学良而言，也许都超过他们当时的能力所及（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假如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我们是在此强调，其实当弱国面对强权侵略的时候，并非完全不能采取有利于国家的积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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