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日本的海军,对于陆军顺利地攻占中国东北,赢得大笔的军费以及全国的民意拥戴,相当羡慕,当然也希望能够借机表现,以扳回一些颜面与益。因此海军对于在上海发扬皇军神威,特别感到兴趣,而日本的犬养毅政府,已经完全受到军方与军国主义的民意牵制,对于上海的紧张局势,只有完全信任与授权海军来处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的主要都会地区,在学生与工人阶层,都发动了极强的反日运动,最令日本感到压力的,就是抵制日货的民间活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三个月后,日本输往中国的产品,减少了近六成,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对于在中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愤慨与敌视。此时在中国境内的日侨与日本产品,都成为中国人民排斥与攻击的对象,所以要想在国际的都会上海,制造中日冲突的火苗,是非常容易的安排。
在板垣的指令之下,由日本驻上海的武官田中吉隆与投靠日本的特务川芳子[1],操纵日本浪人共同设计一个中、日的民间冲突。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门口,发生日本和尚遭暴徒攻击的事件,日方立刻归罪为中国工厂自卫队的暴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有许多是后备军人与浪人),马上组织了自卫队与后援会,擅自攻击与火烧三友实业社,并且要求日军立即动员前往上海,对中国兴师问罪。(https://www.xing528.com)
而早已等待机会表现的日本海军,当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大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调派更多的海军与陆战队前往上海,一方面对上海市政府提出极其无理的要求。这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中央政府已经陷入不知谁在当家的状态之下,只有设法委曲求全的答应日本所有的要求。不料日本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求中国逞凶、赔偿、道歉,而是要想找个军事攻击中国的借口,希望能够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满洲国粉墨登场进行掩护;另一方面也要给海军机会来扮演“膺惩暴支”的英雄角色,不能老让其陆军专美于前。当时日本海军认为,说不定上海的中国守军,又是来个“不抵抗”,那么海军也就可以拣个大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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