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政府一直在设法透过外交与政治手段,来扩张它在中国东北的控制力量,外相币原同时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以取得日本人在东北兴建五条铁路的特权。但关东军却认为,日本惟有直接的以军事行动攻占中国东北,才能把中国东北建设成为日本国防与发展的生命线。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水源冲突,关东军利用机会强行介入,攻击中国农民,造成“万宝山事件”,日本军方要求中国退让,否则将会派兵维护其权益;几乎在同时,又爆发关东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上尉,在东北境内违法进行军事侦察工作,被东北驻屯军逮捕并处决的“中村事件”。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为此感到万分的震怒,日本军方一再地扬言,假如中国东北当局,不能在中村事件上,给日本一个满意的交代,日本将会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日本的舆论更是来势汹汹的煽动民意,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力的行动,惩罚中国的“暴虐行径”。
而在本庄繁在
这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石原、板垣与花谷共谋下,已经正式决定,当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制柳条湖事件,正式发动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军部时,已经把准备发动事变的计划,秘密告知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而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仍然认为直接发动满洲事变的军事作战,计划过于鲁莽,同时也担心苏联以及国际强权的干预,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也经不起战争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强烈的不赞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进行特别的会商之后,拟定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八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关东军暂时等待与加强准备,假如外交方式无法在一年内,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关东军才能设法配合指令采取行动。为此,军部特别召回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告知他必须以此大纲,来约束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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