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动满洲事变计划的同时,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在着手进行,如何在日本推动彻底地军国主义,如何以武力完成对满蒙的占领。一九三〇年日本军部在参谋本部作战主任建川美次的主导下,组成所谓“五课长会议”,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协正隆,欧美课长度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共商拟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是日本中央军部研拟的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不过存在于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少壮派之间的立场差异是,军部的少壮派主张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完成改造日本成为完全军国主义体制的运动,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样才不致于重蹈日本文人政府,在遭到英美法苏等国的压力而退缩,让日本无法完成独占中国利益的历史覆辙。所以军部少壮派认为,关东军应该设法隐忍,等待国内的改造成功之后,才能在中国东北进行武力侵略,这就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当时的“国内改造”派立场。
但是关东军少壮派则是认为,日本人民对于军国主义支持的狂热,仍嫌不足,同时军部高级将领以及元老重臣们,也不敢轻易地认可或是支持少壮派所发动的军事政变,最为难以拿捏的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此不如由关东军先在中国东北发动“发扬皇威”的军事行动,如此可以刺激日本朝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高级将领与元老重臣们,在“民气可用”的民粹主义压力之下,会因对外用武的成功,而改变其审慎的立场,转为支持国内建立完整的军国主义体制,这就是当时的“国外举事”派立场。虽然双方的行动方针顺序不同,但是最终的目标则是一致的,对外侵略中国与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决定,准备先以军事政变方式,推动他们的改造日本的政变计划。但是不出石原莞尔所料,日本高级将领在“师出无名”、民气支持不足、以及担心日皇不同意的多重考虑下,在最后一刻不肯支持政变的行动,因此造成三月政变的流产。当然也引起日皇与日本政府对于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企图,发生了戒心,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不得不暂时的有所收敛。(www.xing528.com)
日本国内的政变既然胎死腹中,当然就轮到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来推动他们的“满洲事变”计划了。不过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三月流产政变之后,日本国内政局对于少壮派军官的强硬做法,仍然无法完全的认同;同时他们担心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在军力上以寡击众作战,风险较高,万一战事进展的不顺利,军部没有把握能够在必要时,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持关东军的武装侵略。因为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当时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极其严重,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沉重的战费,以及应付国际强权的外交压力。
所以日本军部的长官,企图设法说服关东军少壮派,延后一年发动“满洲事变”。而军部特别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将原先驻防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军力骨干,十六师团调回日本,改派第二师团(多门二郎)接替任务,并且在同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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