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城市矿产的演变历程及现状

2.1　日本城市矿产的发展背景

日本之所以会开发城市矿产是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和世界背景的。我们从日本的发展过程和国际环境一起来分析日本城市矿产的开发背景。

经济发展因素：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战败后的日本开始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先后实行了“追赶型”、“赶超型”等各种歪曲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这些发展战略也确实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成果，使得日本在1955年—1973年的经济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年均实现了将近10%的增长率。当然，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日本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就是以对天然资源的无度开采和对环境的过分污染而换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当时，日本为了发展经济对环境的污染已经达到直接威胁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有数据显示，截至1972年3月底,因水质和大气污染而导致生病(即所谓的“公害病”)的日本公民已经达到6688人^[2]。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资源消耗大国，日本本身的国土很少，而且是一个贫瘠的岛国，因此，其国内的自然资源相当的缺乏，而日本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能源等绝大部分都是依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这样容易受到国外环境的影响，导致价格不稳定，易受到国外的原材料和能源等价格的冲击。而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在1973年秋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从而引发的石油危机后宣布结束。同时，在1974年，日本国内首次在战后出现了经济负增长，而且其所受到的打击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是最为严重的。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日本的经济一直没有起色，而在1990年的泡沫经济完全破灭之后,日本的经济一蹶不振，经济结构没有转变起色，这样导致大量依靠进口国外的原材料和日本国内市场发展的矛盾更加突显 ^[3]。也是这些，刺激日本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解决已有的环境和资源矛盾，因此，决定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只在乎经济增长而不在乎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传统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以废弃物为主线，控制其生产，并加强对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再生等循环式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在减少对资源环境的大量消耗以及对环境的过分污染和破坏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模式，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型社会发展模式。

社会发展因素：随着日本的快速发展经济的战略下，其大生产、大消费、大废弃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城市垃圾越来越多，处理这些废弃物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1996年的十几年里，日本国内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也就是一般废弃物）从4300万吨上升到5100万吨；产生的工业垃圾（也就是在生产或者建筑等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弃物）更是从31亿吨飙升到41亿吨。为了处理如此之多的废弃物，导致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在1965年，日本国家为了处理环境问题而付出了超过4500亿日元的社会成本，而这中间还不算政府为此而付出的公害对策费。而这个成本到了1970年更是飙升到了15000亿日元。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和处理各种环境污染等公害而进行的各种公共投资（例如下水道、垃圾填埋场等）的金额也是一步一步地上升，从1960年的250亿日元发展到1965年的1090亿日元，再到1970年的2230亿日元，10年间增长了近10倍。此外，政府为了预防和制止这些污染和破坏而支付的公害对策费也一步一步地增加，导致日本的国家预算也是形成了一个量的飞跃，从1967年的435亿日元到1970年的760亿日元，几乎翻了一个倍。而由于垃圾的不断产生，日本的国土面积有限，导致垃圾填埋处理场的可使用年限减少，面积缩小。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生产和生活中排放的垃圾废弃物也发生了变化，在质量和种类等方面都不一样了。最为明显的是，这些废弃物更加难以通过自然地分解分化处理，另外，通过加工或者焚烧处理的垃圾废弃物产生的有害物质也进一步增加，从另一个方面对环境形成威胁。

国际因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简单粗暴，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环境和生态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日益突显，也使得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这类问题。特别是在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其中的原则性观点可以表述如下：“人类拥有在保全尊严和福祉的环境下享受自由、平等以及优质生活的基本权利,现时代的人们负有为现在和将来的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责任。”此外，在这次会议上，特别请来了日本受公害病折磨的民众，向参与会议的各国代表讲述了日本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和他们遭受的折磨。而大石（当时的日本环境厅长官）也在演讲中谈及了日本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和成因，并表达了无限的后悔和深深的反省。这次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World）”的口号，旨在号召全球国家都应该高度重视，并且着手解决和处理各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而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大国，日本在这方面也需要做出更多积极的努力，同时也积极地推动了日本城市矿产的起步和发展。1992年的地球首脑会议（也称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在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列为全球的发展战略。也是这次会议的召开，直接推动了日本政府与1993年制定了《环境基本法》。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特别总会(UNGASS)于 1997年6月在纽约举行,这次会议综合审议了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会议通过了《进一步实施21世纪议程的计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大会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第一次制定的旨在通过控制人类自身活动来减少对气候环境变化影响的国际性文件。这也是人类对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理性反思和不断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行动。在这次会议之后，各国政府意识到只有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解决承担的国际义务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纷纷开始实行循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4]。日本城市矿产的发展也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提出的。(www.xing528.com)

总而言之,在国际和日本国内的环境下，日本开始深刻反省，并认识到只有推翻过去的“大生产、大消费、大废弃”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转变为“最佳生产、适度消费、最少废弃”的循环型经济模式，发展城市矿产战略，才能使得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在日本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想使日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首要任务就是构建一个能够控制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循环型经济社会（如图2.1）。

图2.1　循环经济概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