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传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咸封,官海州学正。父心存,咸丰朝历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母许氏通《诗》《易》,长兄同书、三弟同爵均官至巡抚。同和六岁入塾时,《四书》、《五经》朗朗成诵。21岁选为拔贡,23岁中举人,27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从光绪启蒙识字到翁同龢因支持维新变法削籍归里,师生相处达24年。在学习上,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在生活上是监护人,在政治上,他又是光绪最宠信的大臣。曾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军机,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典馆正总裁、国史馆副总裁等。他为官廉正,提携后进,在对内对外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李鸿藻、潘祖荫等大臣同属清廷中的清流派。
翁同龢在中状元前,曾在刑部当差七年,中状元后,又曾暂代刑部右侍郎。因此,他对刑部的内幕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比较了解。同治十二年(1873),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余杭县刘锡彤刑道事毕氏,捏供杨乃武因奸谋杀葛品连。此案经杭州知府、浙江巡抚、刑部侍郎三审具结,草率奏报,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此时,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秋审处重大案件的审办,执掌最高审判权。到任后,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于是,他又询阅了杨乃武姊姊的京控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呈词,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宫,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在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后,翁同龢对此案提出了驳议,并在蹲亲王和慈禧的同意下,由刑部对全案作复查,直至最后查明真相,全案得到平反。在刑部任上,翁同龢还推翻了两起量刑不当的案件:并针对狱囚多逃跑的情况,采取了改善狱囚生活待遇、严禁滥施刑罚等措施。在吏治腐败的封建统治下,翁同龢这种认真执法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八年(1882),翁同龢第一次入军机,当时法国侵略者入侵越南,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法军连续进犯越南谅山,窥伺广西,海军以游历为名,驰入福建马尾军港。在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前翁同龢、李鸿藻为首的一部分大臣极力主张援越抗法,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张放弃越南,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恭亲王则更是安尊保荣,但求战争不打到国内,认为求和是唯一办法,于是清廷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在对待黑旗军刘永福的问题上,翁同龢与主和派的斗争更加激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是应越南政府邀请与法军作战的,曾多次挫败法国侵略军,在著名的纸桥战役中歼敌二百余,并击毙了法军头自李威利。翁同龢称赞是对法战争“第一捷音”。在军机会议上,他提出要犒赏黑旗军,授予刘永福武职游击的官衔,提供军饷和器械。而法国侵略者视黑旗军为眼中钉,把驱逐黑旗军作为停战条件。
对此,李鸿章曲意逢迎,认为不消灭黑旗军,将来由法军自行驱逐,则边患更大。翁同龢极力反对,气愤地指责李鸿章“直视刘团为眼中钉,不知安于何心!”但是,由于军权掌握在李鸿章手中,加上慈禧、奕犹豫不决,黑旗军终因孤军元援,节节败退。翁同龢十分忧沮,断言:“日后大局可危。”他在日记中一再表露他身居高位而不能有所作为的羞愧。
中法战争失败后,国内爱国人士纷纷上书参劾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主张“杀李鸿章”。慈禧下令罢免军机全班人马,翁同龢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教授光绪读书。光绪二十年(1894),载?已亲政,翁同龢再次入军机处。这年二月,日本出兵朝鲜,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后,光绪传谕翁同龢:“甲申办理失当,比番须整顿。”并连发迎战上谕,力主对日一战。翁同龢对此十分满意。当时朝臣中一批清流,包括新进的知名之士张謇、黄绍基、文廷式、吴大等,深恨中法战争中主和派所带来的后果,希望这次扬眉吐气,所以也是一片主战之声。但是,手握军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故技重演,主张静守勿动,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造成日军步步进逼,清军一战即溃的局面。甲午战争一开始,翁同龢电促李鸿章出兵援朝,李鸿章却以兵力不足拖延时间,仅以三千兵屯仁川、牙山一带,徘徊不进,以致失去战机。中日战争爆发后,翁同龢先后从全国调集数十万援军开往关外前线,他还以户部名义向外商银行借贷六百万英镑,充作军饷和用以购置器械,又与海军衙门筹商向英国、智利、阿根廷等国购买军舰,在督办军务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www.xing528.com)
黄海战役中,北洋海军受到重创。主战派纷纷上书要严办李鸿章,光绪下旨严责其罪,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为了扭转危局,翁同龢提出陆军宜催援军速进;海军修好六船,严扼渤海。而李鸿章却命令北洋海军躲进威海卫,结果导致坐守待毙、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也节节败退,终于丢掉了辽东。只有电传旨意而无直接指挥权的翁同龢至此只能唉声长叹:“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
中日议和时,日本提出割让台湾。李鸿章以日本索银为由,向户部施加压力,要求朝廷给他割地之权。翁同龢是户部尚书,尽管他知道巨额赔款一时很难筹措,但他还是表示,户部当尽一切努力,而台湾万不可割。他向光绪力陈,如果台湾丢弃,“从此失天下人心,也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马关条约》签订前夕,翁同龢还亲自去恭亲王府,想说服奕。在军机会议上,当主和派孙毓汶拿着和约稿本要光绪用印时,翁同龢力请展缓时日。
孙毓汶以“延误和议,贻误国邦”压翁同龢时,翁同龢严厉反驳,说:“苟且求和,丧权辱国,才是误国罪人”一番话说得孙毓汶无地自容。当慈禧下旨批准《马关条约》后,翁同龢与光绪相顾挥泪。他还在日记中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
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6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康有为为奇才。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得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11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比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进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见时,足足谈了二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日读变法书,和前判若两人。
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进康有为等人分不开。翁同龢在与康有为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之良,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和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唯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这对维新派和光绪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光绪听到慈禧的严谕后,“惊魂万状涕泪千行”竟日不食。翁同龢听完殊谕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入宫谢恩,遇见光绪御驾,光绪回顾无言,翁同龢则黯然神伤,师生作了最后的告别。为了免遭不测,翁同龢的学生张謇等人力劝他即速离京。于是,他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京都,回到阔别数十载的家乡——常熟,开始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他在虞山鹁鸽峰祖茔旁筑瓶庐山庄,基庐前开凿了一口能容纳他肥大身躯的井,随时准备自裁之用。1904年7月3日,卒于常熟故居。临终前,他还口授遗疏,希望光绪励精图治,使中国逐渐富强。并口占绝笔诗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1910年即慈禧太后死后第二年江苏士绅上书朝廷,宣统元年(1909)诏复原职,恢复了翁同龢的生前全部官衔并谥“文恭”。其著作有《翁文恭公日记》和《瓶庐诗文稿》传世。
书外人评:翁同龢在清末政治生活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在其43年的仕宦生涯中,为维护满清封建统治作出了不小贡献,尤其是在对待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上,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革新富国的精神。但他毕竟是一位封建旧式的官僚知识分子,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所难免,故而其以遭开缺而终止政治生涯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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