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举：诸葛亮的人才管理之道

五、举贤授能唯贤是用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卷3）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裴注、《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祎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光的“秉心公亮”，陈露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简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至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www.xing528.com)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津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巂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的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蜀书·王平传》），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往，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逸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杨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费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祎“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祎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祎、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三国志蜀书·杜微传》）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懦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缘，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伷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伷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伷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观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察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宰，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