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民族思想上的战斗者

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

艾思奇

我很想用虔诚的态度，根据充分的研究，写一本评论鲁迅先生的思想的书。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虔诚的态度和充分的研究，但对于鲁迅先生尤其更要这样。因为鲁迅先生自己就是一个虔诚不苟的工作者，不论写一个条子，一封短简，凡是从他手里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工整的。这并不是封建时代循规蹈矩的那种工整，这是一个前进的战士所应该取法的切实和严整。鲁迅先生所以能始终前进，始终成为青年们的领导者，而对于中国人能够给予极大的影响，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个能使自己严整的战士。真正的战士并不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破坏者，他要在破坏陈旧势力的战斗中不断地建立自己，约束自己。

对于一个勇敢的战士，我们不抱着同样勇敢的心情去看他，是不能了解他的，不以同样虔诚的态度去研究一个虔诚的工作者，也同样不会有好的结果。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工作遗产，是丰富而且高贵。单就思想方面来说，他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人们谈起来的时候，总常说他并不单单是一个文艺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的，他在文艺上是给新文学建立了一个极其坚固的基础，新文学不单只做了破坏工作，也做了建设工作，这虽然不完全是鲁迅先生一人的力量，然而他却尽了最巨大的力量。但是，他对于文字的使用能力和表现能力，在目前是没有人能比拟的。他的思想因了他的文字才有这样的影响。但我们又可以反过来说，他的思想也是重要的，没有他的思想，他的文字也怕不会这样的光辉。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文章的力量，是跟着他自己的思想走的。在写最初的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前，他过着一段蛰伏的生活，对人生的失望和在思想上的怀疑，使他甚至不能写作。《狂人日记》以后的《呐喊》和《热风》的时代，他成了反封建的积极的战士。这时他的文字就锋利、明快，而有生气。当他作《彷徨》，《华盖集》时，忧郁的思想又笼罩了他，虽然也在战斗，但思想的苦闷使他的文字有了琐碎无力的缺憾。他的文字的炉火纯青时代，其实是在他接受了更新的思想以后，创作固然没有了，但《伪自由书》之类的杂感文里，却表现着他的文字艺术的登峰造极，而影响也最大。

这样的意见，对于他的思想和文字不可分的关系是说着了一部分真理的。虽然他的思想进展的各阶段中仍有一贯的线索，并不是突然积极又突然虚无。然而在思想的波状起伏里他的文字的光辉也跟着波状地消长，却是可以承认的事实。

是的，鲁迅先生的思想经过了几次的转变和怀疑，经过否定又肯定。但转变必然要有所以能够转变的基础。同是一时的战士，为什么周作人先生会走进苦雨斋里，为什么林语堂先生来专谈幽默？而鲁迅先生却和前进的青年一道走？转变不是魔术，而是现实，因此也要有现实的基础，这就使得我们在鲁迅先生思想转变前后各阶段中，能找出一贯的东西。有人说鲁迅先生虽然有丰富的思想，却没有成为系统。这样的见解，只是指出了平庸的事实，却没有道着了核心的真理。事实是鲁迅先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基础用系统的方式抒写出来，并不是说他没有一贯的东西。战斗的思想家不断地应付着许多遭遇战，就只好教科书式的“体系”著作，留给书堆里的编纂者去做了。然而后者常只能复述，却少独创。

一贯，是发展的一贯，不是静止的一贯。鲁迅先生在思想过程中曾跳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进化论到历史的唯物论。他曾经彷徨，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看见了“集团主义的大纛”，却找不到跨过去的桥梁；他终于跳了过去，承认了自己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鲁迅中间，我们能找到什么共同的内容呢？

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的内容，就在他的思想的时代和社会的使命上。他的使命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所担负的使命。他生在这一个国家，在这同一个现实里长大，他和中国的社会人物天天接触、磨擦，他爱中国和中国人，因此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缺点深恶痛绝，切望着他们的改善。他起来和这些缺点作战，不是一个单纯的战士，而是民族的战士。作为思想家的他，就把这思想磨成了最适于民族战斗的武器。

从《阿Q正传》里就可以看出这位民族战士的思想态度，《阿Q正传》并不是不负责任的讽刺。鲁迅先生给与阿Q的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嘲笑，他是抱着严父的慈亲的心情，看见了他的孩子阿Q的愚劣，孩子的愚劣使父亲痛心到啼笑皆非，然而又禁不住要寄与深深的同情和怜惜。鲁迅先生眼中的阿Q，其实也就是他眼中的中国人。无论中国人是否全象阿Q，无论现在的中国人比阿Q时代更有了什么进步（这进步，就是鲁迅先生自己也了解的），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爱，希望，对他们缺点的痛恨，是始终一致的。

“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到将死的前几天他还是这么写着。不错，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也不是容易的，因为这不是国籍证明书上挂一个名字的事，而是要能够为中国的进步和自由战斗、流血。鲁迅先生是始终为中国的进步而战斗着过来的。我们甚至可以承认知堂先生的话，说“豫才（即鲁迅先生）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虽然知堂对鲁迅的别方面的评判大都是胡说，而他所了解的民族主义也并没有超过一个抽象的名词。(www.xing528.com)

用抽象的民族主义来形容鲁迅先生的思想，那就等于说他是国家主义者或国粹主义者一样，不仅是不适当，而且就是侮蔑。然而鲁迅先生确实可以算得一个最勇敢的民族主义者，倘若我们从具体的、现实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个范畴。具体的民族主义有种种，鲁迅先生的民族主义（也是真正中国所要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者反抗的、求生存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狂妄自大而喝血的法西斯怪物。同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有立场不相同的，精神文明论者只求守着国粹的传统，但另外的人却要争取人民的物质生活。鲁迅所要求的也正是人民的物质生活，他是唯物的民族主义者，他最痛心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术！

说鲁迅先生是民族主义者，会使我们想起从前文艺自由和第三种人的论战。民族主义者虽然并不是自由无碍的天使，但却颇有第三种人的嫌疑；它好象是为民族而提出来的主义，并不是为民族里任何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说，鲁迅先生既是民族主义者或爱国的人，他在这国家和民族内部就不会以任何部分集团为立脚点，却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民族化的第三种人。

不错，为着全民族的出路和利益才有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者也有最勇敢和较勇敢的分别。最勇敢的民族主义者是和物质生活要求最切近的人民一致的，他决不会忘记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为这也就是他的命运。他为中国的整个民族的生存而战，因为他的生存也就系赖于中国民族整个的生存。但无疑地，他是属于最勇敢的民族斗士的集团。

鲁迅先生是一个一贯的最勇敢的民族战士。这个“一贯”，就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基础，就因为有这一贯，他才能跳过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他是最勇敢的民族战士，因此在封建传统成为中国民族生存的主要大敌时，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就和反封建的最前线的集团站在一道。他是勇敢的民族战士，因此在正人君子把北京城搅得一塌糊涂时，他以个人主义的资格和他们搏斗。他是最勇敢的民族战士，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以后，虽然横遭左翼方面的“围剿”，然而看看中国的前途是担负在苦痛的广大民众身上时，他也就忍着伤痛，辛苦地翻了个身站到他们的集团里来。伤痛中的翻身，是谈何容易的事！倘若是伪君子，他必定疯狂地揭去假善的面孔，露出青面獠牙，然而他是真诚的战士，为着“远大的目的”（知堂先生注释说：“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救中国”），他就说着“投降也是常事”，走向大众这方面来。

鲁迅先生是一直向前走的。用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理论来看他自然不对，但要把他嵌在一个死的固定的集团范畴里也同样不行，他是跟着时代的每一个重要阶段赶上了前锋。他生长在农村，有人就把他嵌进了“农民”的范畴，他的顽强不败的战绩，就被人解释成农民的执拗性使然。如果就鲁迅先生还有农民性（也就是保守性），那么，对于那从实验主义和科学走向国故整理的胡适，农民性不是更十倍于鲁迅了吗？死守在苦雨斋里谈龙谈虎的周作人又如何？自称有点“蛮性”死活也要幽默的林语堂岂不更接近于农民？为自己的主张而百战不屈如果就叫做有农民性，那么一切最勇敢的革命战士都得到农村里去找了。鲁迅先生的不妥协的精神其实并不是来自农民性，恰恰相反，他和农民的愚昧的保守的传统尖锐地对立着。他一点也不执拗，能在将近老年的时候跨过两座思想的山峰的人，还算是执拗吗？他不过是深深地爱着中国，对于他所信为可以救国的思想把握得最确实，为这思想的战斗也做得最坚决罢了。当他发觉了一种思想对于民族的生存有害时，即使曾经为他所深信过，他也能够毫不痛惜地“一脚踢倒”！

伊里奇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在作品里反映了俄国革命前社会各阶层的动态。鲁迅先生也是中国民族革命的镜子。但镜子的反映是有条件的，因着它所放置的地位和角度的不同，就反映出不同的东西。鲁迅先生是一面活动的镜子，他依着民族生存的需要，屡次改换了自己的地位和角度，校正了自己的反映，甚至于不惜使自己牺牲。“为了远大的目的……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他有着这样以身殉道的精神，但并不因此他就不爱自己的生活。他爱民族，但他也要使个人的生活有意义；因为个人也是民族的战士。爱生活，也是鲁迅先生思想中的一贯的东西。他的态度的严整，做事的不苟，就表现着他是怎样地爱惜生命，不愿有一刻空洞的滥费。生活的要求，本来是人的常情，不是变态的人，不会平白无故地求死。人都是爱生活的，不同的是各人有他所爱的方式。自私自利，偷安苟活，也是出于爱生活。用虚缈的美梦麻醉自己或用夸大的狂想图一时的快意，也是出于爱生活。然而这都不是真正爱生活的方法，前者是退缩、忍辱、庸俗的道路，只顾到眼前的小利，看不见生活的进步的前途。后者是轻浮、盲动、空想的道路，只耽迷于缈茫的幻梦，不能把握住生活的现实。鲁迅先生所要的不是这两种生活态度，他爱切切实实的现实生活，爱一步步勇迈地进步着的生活，对于那庸俗的和空想的生活抱着极大的厌恶。他的厌恶的对象结果成了他的战斗的对象，于是鲁迅先生就不断地在两条线上实行着斗争。《华盖集》和《彷徨》时代他痛击过北京教育界的卑劣庸俗，被“围剿”的时代，他虽然在远大的目的之下看见了自己的错误，承认创造社的攻击使自己“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是值得“要感谢”的，但同时他也批评当时左翼人们大都偏重口号标语的近于空想和不合实际。是的，鲁迅先生在生活态度方面，以及其他的方面，都和过左的空洞思想以及右倾的俗物思想做过战斗，从这中间，产生了他的战斗的现实主义。

久经阵场的战士并不能百战百胜，中间也难免失足跌倒的时候，伟大的战士就在于能够再接再励。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就是在再接再励的战绩中发展起来的，他的严肃的生活态度使他走上了这一方向。他也曾经蹉跌，走上歧路。他曾经失望，感到虚无，曾经译过阿志拔绥夫的虚无思想的作品，他曾经跟着厨川白村，讴歌过空洞的所谓“生命力”。然而他一点一滴地抓住现实、一步一步地走上前路，从反对精神胜利的旧唯物论思想，终于达到了科学的唯物思想的境地。从这样的过程获得现实主义的思想，是最艰难的，然而也是最切实的，最有活气的东西。这思想虽然是因了“几种科学的文艺理论”的一触才飞快地结晶，坚定地成形。然而不搬弄生硬的外国名词，不空喊高大的口号，活生生地和日常生活的事实结合着，这却是普通靠书本得来的现实主义所万难企及的。

这战斗的现实主义，同时也是鲁迅先生的思想方法。他很少谈抽象的理论，却最善于分析事实，他甚至没入到日常的琐事里。他不用理论的公式去套住事实，却爱从事实中找出具体的活的理论。自然，文艺是形象的现实反映，作为一个文艺作家，应该都有具体地表现思想的能力，不是鲁迅先生所专长的。但他的专长并不在于写出事实，而是能巧妙地暴露事实的矛盾。他善于出人意表地点出事物的负面，因此在论战的时候，也最能用论敌所说的话，去打击论敌自己的嘴巴，呈出一幅讽刺的、幽默的，然而却是真理的场面。他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从来天才的思想家都常常要跳出形而上学的方法的禁锢，而对于辩证法的发展多少贡献一些东西。这在鲁迅先生，情形也是一样的——他深化了民族的反抗思想，同时也就给世界的哲学添了彩色。

（选自曹聚仁著《文思》，上海北新书局1937年8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