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时代的悲哀：浪漫气质下的鲁迅

鲁　　迅

叶公超

鲁迅死后，在普遍的哀悼与歌颂的声浪之下，我开始感觉一个所谓抓住了时代的作家的悲哀。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地是鲁迅。青年人爱读他的杂感，读了感觉痛快，感觉兴奋，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文字有力量，或讽刺有幽默，虽然没有人能否认他在这两方面的技能，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有感觉，要生存的青年们要向前，面前却看不见路，在徘徊、愤恨、绝望之际，他们听见鲁迅在诅咒他们的祖宗，在奚落一些落后的残废，在对着黑暗谩骂，同时自己却也流着泪，偶尔还和阿Q一般地气到只好给自己两个嘴巴，于是许多青年感觉痛快，至少舒服一点了。鲁迅又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这番勇气与真挚不容你不同情，可是可诅咒的时代仍然横在我们面前，黑暗仍围绕着我们，我们前面仍然不见有明显的路。不错，也许根本我们就没有活路，但是为着目前的生存，在黑暗中找一条或许接近光明的路，经验告诉我们：一味地不平、愤恨、咒诅是无用的，至少是不够。时代确乎是抓住了，他有我们大家此刻的空虚与苦闷，表现了我们内心的愤懑与绝望；不过，他的影响终于只是使我们沉溺在自己的愤慨与失望中而已。他那反抗的咆哮，无情的暴露，只能充实一时的空虚，有时还能给我们一种膨胀的感觉，也许就是安慰，不过转眼却又依然是空虚与绝望。

其实他自己也很明白这点，并且常常劝告大家不要弄到恨恨而死。在《热风》里他就说：“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这是何等清醒，镇静的话。但这类的话毕竟不是他的正戏，至少不为大家所着重。青年们所拥戴的是一个勇于反抗一切的辛辣倔强的“老孩子”，正如茅盾所说：“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老孩子’！他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然而他的著作里，也没有‘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歆羡与自慰（象许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暴露。反抗一切的压迫，暴露一切的虚伪！”（茅盾：《鲁迅论》，在《鲁迅文集》前面）可是，在他留下的十几部杂感中，我们却也见过他不在反抗、暴露、讽刺的心情中。这是重要的事实。他不但能怒，能骂，能嘲笑，能感慨，而且还能忏悔、自责，当众无隐讳地暴露自己。象卢梭一样，你要批评他的话，他自己都先替你说了。放下他的书，你感觉他前后是矛盾的，读它们的时候你却只感觉他的情绪的真挚与亲切；就是你发现了他的矛盾的所在，他也不忍打断他，或你自己一时的情趣。人究竟是能被感动的动物。许多青年，一方面在批评他，一方面还是信仰他，恐怕也是被他的真诚打动了吧。他实在始终是个内倾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无论他一时所相信的是什么，尼采的超人论也好，进化论也好，阶级论也好，集体主义也好，他所表现的却总是一个膨胀的强烈的“自己”。撇开自己来想一桩事，在他大概是不常经验的。给他做评传的人都爱着重他几次的“转变”，其实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是切己的琐事比世界的哀愁关心……。老实说！这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吧，——如果我的身边革命起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见《三闲集》，一七面与二六面），这大概不是反话。我们可以想象，假若人人都主张共产主义，并且大谈而特谈无产阶级文艺，鲁迅也许就会因此而转变到别的主义上去吧。前些日子，上海的报纸都登过周启明先生的一段谈话，好象他也这样地感觉。他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这大概是比较接近真实的看法。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l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做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事实是，鲁迅根本是个浪漫气质的人。有人曾拿他和英国讽刺家斯伟夫特相比。他们确有相同之处，但在气质上他们却很不相同。我们的鲁迅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斯伟夫特是理智的，冷静的，总有正面的文章留在手边的。斯伟夫特回到爱尔兰之后，在那种绝望的心境中还能写出A Modest proposal那样冷静的讽刺；他若实有驾驭自己的能力，能在一篇讽刺的文章里维持着和平与冷静的氛围，还能在讽刺中露出笑来。鲁迅没有他的遏制力，没有他那徘徊于纯粹讽刺中的持久性；换句话说，鲁迅在文章里是比较容易生气，动怒，因此也就容易从开头的冷静的讽刺而流入谩骂与戏谑的境界。这是鲁迅不及斯伟夫特的地方，也就是使他的讽刺小说失败缘因之一。但鲁迅有一种抒情的文字，常夹杂在他的小说与杂感中的，却是英国的斯伟夫特所没有的，譬如，《三闲集》里写他在厦门住在图书馆楼上的生活：“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玻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吗？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这种“沉静下去了”的感伤情调是鲁迅的一种特色。斯伟夫特则不但没有这种的表现，而且在《论优良礼貌与教养》里曾表示对于描写自己的悲哀的轻视。他认为把自己的情绪诉之于读者就等于当着客人脱下自己袜子，在生活与写作里都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在当时的英国，这大概是一种时髦的论调，因为十八世纪初年正是英国人极力模仿法国礼貌的时代，要十分讲究礼貌当然得要相当地压制个性的流露。不过斯伟夫特这话与他作品的大体确是相符的。鲁迅能博得许多读者之同情却正在这路个性心境的真挚的表现。

一个浪漫气质的文人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去实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好的讽刺作品皆含有两种很刻苛的条件：一，不许你做正面的文章，但却要有正面的文章在；二，你至少在写的时候要容忍对象的存在，甚至于要维持他的庄严与自由。第一条较比容易做到，只要你站在一个稳定的观点上。第二条就不十分容易了。浪漫性格的人大致是反抗的，急进的，抒情的，痛快的，但不幸讽刺是一种慢性的工作，是绝对不容许发挥的，而且所要表现的一切都只能轻轻地暗示着而已，所以我感觉浪漫性格的人是根本不宜于写讽刺的。鲁迅的讽刺小说都不如他的抒情的成功，大概也是性情的关系。我感觉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等等都似乎是旧戏里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浓厚。著者因为要使他的主人公在读者面前充分地表现着中国人的奴性，冷酷，卑怯，愚昧，以及精神的胜利方法，结果是只给了我们一些奴性、冷酷、卑怯等等的例子，一些卡通式的描写，类似Theophrastus的Olaractors一样的东西。阿Q，孔乙己，赵太爷，爱姑，木叔，这些人自己似乎都明白著者的意旨，都在自觉地做着戏，表现着典型的性格。所以我们感觉戏的意味太深厚了。我们看见只许多可笑、可怜、可卑的动作，都堆积在一个人身上，但我们却并不感觉这个时代的担负者在自然地、自由地活着。这大概是因为著者太急于要正面地表现他对于主人公的批评或态度，把主人公从一场情节中迅速地赶到另一场情节中，为的是要证实著者的观念。最成功的讽刺，是能无形中使读者感到自己的可笑、可怜、可卑的，但要达到这点，著者似乎得先让被讽刺者自由地、自然地活着，然后再从他的自然而自满的生活中去找他不自觉的材料。阿Q开头就被赵太爷一个嘴巴打上了舞台，从他用左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之后，直到他被枪毙，他始终只是在做着戏，并没有自然地过活着。(www.xing528.com)

鲁迅的讽刺作品（这里只限于他的短篇小说）还有一点缺憾，就是，杂耍的成分太多，如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和阿Q的“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这些穿插当然也含有讽刺的意味，但只是为了满足著者自己一时的情趣而写出来的，于全篇的趋向并无多大关系，而对于主人公性格的成立却大有妨碍。这又是旧剧色彩的一种表现。著者仿佛感觉太沉闷了，于是插入几句戏语，其影响，对于读者不但是分化他的注意而且使他，（我便是这样感觉的一个）对于主人公的印象愈加趋于Burlespue。这也就是不能维持我所谓讽刺对象的庄严，结果反到毁灭了自己的讽刺力量。假使我们以“形式”，Form来代表一种完整与和谐的意识，这可以说是缺乏形式的表现。

前面说过，鲁迅的抒情的短篇小说较比他的讽刺的成功。这或者也是性情的关系。刻画一种绝望、空虚、沉痛的心境实在是他们的能事，最好的实例，便是《伤逝》。涓生的悲哀与子君之死同是真实的嘲弄。涓生用“真实”所换到的只是自己的空虚与悔恨，和子君的死。从爱的优胜到爱的消逝，再到死的寂静本是极平凡的情节，但著者这一滴的“真实”却给了这故事异样的色彩。也惟有一个内倾，敏感，倔强，不能忍受虚伪如涓生者才会终于吐出那种真实来。我们看了这篇日记对于涓生与子君也只有寂静的同情，没有批评，更没有嘲笑，因为我们的内心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还有一种比较轻松平淡的素描，如《鸭的喜剧》、《社戏》等，也可以说是鲁迅的特色。这些素描只有一种松散的故事线索，和快乐里夹杂有淡淡的怅惆，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这里面听不见反抗的咆哮，觉不着讽刺的利刃，只有在北京渴念着缅甸夏夜的音乐的盲诗人和回忆着童年乐趣的著者。

但是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十四册中，除掉谩骂，嘲戏，以及零星小品之外，还有委实耐读的文章在。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约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知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他自己并不喜欢人家称他为杂感家（见《三闲集》序），大概疑惑“杂”字有一种鄙夷的态度，其实他的散文确乎是杂的好，这就是说，当他专一攻击一种对象的时候，他的文章多半是坏的，但当他借着一个题目来发挥的时候，他的讽刺的幽默可以很巧妙地贯串住许多不同的东西，例如《朝花夕拾》里的《狗，猫，鼠》，《而已集》里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杂文集的《病后杂谈》、“病后余谈”等等。以单集而论，《而已集》、《三闲集》、《朝花夕拾》包括最多可读的文字。但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二十五，十二，八

（1937年1月25日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