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笔「金不换」及其意义

鲁迅先生又有一比

徐懋庸

鲁迅先生谢世之后，人们照例纷纷发表起盖棺之论来了。大部分的概论当然是对的，如说先生是“强韧的战士”、“前进的导师”之类，因为这些点原来极其分明。至于对先生的性格，生涯，思想，事业作客观的精密的分析的文章，一时还没有人做出，但本来这确是一桩极困难的工作，因为先生的五六十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个人之力，恐怕休想研究得周到。一本详细正确的“鲁迅传”，也许有待集体的地来完成，而且并不是目前和短时的将来的事呢。

鲁迅先生是曾被拟称为，“中国的高尔基”的，从在文艺界的地位以及对于文艺青年的影响上说，先生之在中国，诚然很像高尔基之在苏联。但据我看来先生的一切，实在更像十八世纪的法国的服尔泰（Volaire）。

鲁迅先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出现，就完全好像服尔泰在法国启明运动中的出现。

有一部描写服尔泰的生活的美国影片，前年曾在上海公映，中文的片名译得非常之好，叫做《笔战强权》。服尔泰就是用了他的笔，反抗了十八世纪的法国的政府和教会的强权，扫荡了当时的社会上的一切秽丑的。“扫荡秽丑”（Ecraser L’infame），就是他的一句有名的口号。鲁迅先生也有这样的一支笔，它的名称叫做“金不换”。

服尔泰的生前，尽凭怎样地遭放逐，下狱，几乎每出一册书都被政府和教会的谄媚之徒查禁，然而他毕竟替他的真理猛烈地打开一条道路。他终于使得君主们教皇们都去奉承他，巍巍的宝座在他的面前发抖，半个世界留神倾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用了狮子的大笑，毁灭了一切旧物。他以“透辟的智力化愤怒为嬉谑，化烈火为光明。”鲁迅先生的一生，虽然不曾受到政府和礼教派的奉承，但是它种种不是跟服尔泰完全相同的么？

服尔泰的工作，比同时代的任何人来得艰苦，成就也最多。他曾说：“不做事等于不生存”。“一切人都好，除开那些游惰的人。”他的秘书说他唯独在光阴上是个吝啬者。他自己又说：“一个人必得尽其所能给自己工作，使生命在这世界上支持得下。……我年纪愈增，愈觉工作为必要。工作历久为最大的快乐，且代替了对生命的幻想。你如果不愿自杀，就应该时时有些事情在做。”这些话，不也就是鲁迅先生所曾说过而且所曾做到的么？史家说服尔泰的容貌毫不动人，而且具有他那时代和地域所具有的许多缺点，但是反过来他又是很仁慈，体谅，慷慨地花费他的精力和金钱，帮助朋友如攻击仇敌一般的热心。他笔头一掉就杀人，可是只要人家走前去求和又马上卸除武装了——这里所说的最后一点，许多人一定以为是鲁迅先生所不具的，那是他们误解了先生的遗嘱上的话了。先生所永远不恕的，只是永远怙恶不悛的敌人。若对诚心悔悟的人们，鲁迅先生也是极其仁恕的，他的生前，这类事情实在很多。

服尔泰是在八十三岁的高龄上离开人世的。虽然当他自己倒下去的时候，他已是个胜利者，但是他有一个很深的遗憾，就是不及亲见他所希望、他所催生的“黄金时代”的实现。一七五五年，他曾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说：

我看见什么东西似乎都在广播着一个革命的种子，这个革命免不掉早晚要来临的，但是我不会有目睹的快乐了。法国人总是迟到，不过终究是要达到的。光明如此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的传开去，将来只要一触就会灿烂地爆发起来的；那时将有一个不经见的大变动！年轻的人真运气？他们将瞧见多么好看的东西。(www.xing528.com)

鲁迅先生也怀着同样的遗憾而瞑目了，而且他实在比服尔泰更不幸，他只能活到五十六岁！要是他也能活到八十三岁！那么他一定能够亲见“好看的东西”的全部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来，鲁迅先生已是大幸。据医生说，倘不是抵抗力特别地强，先生是早已在十年之前被肺病夺去了生命了。假如先生在一年前就谢世，那么他连中国的已经完成的一角“好看的东西”也看不到，那时的怀着在“铁屋子”中的悲观的心情的他，抱恨一定是更深的。

据说服尔泰当病重之际，照例请了一个祭司来听他忏悔。但他问道：“你从哪里而来？”祭司答道：“就从神自己。”服尔泰接口道：“那么你的凭据呢？”这祭司被问得只好逃走了。后来服尔泰另请一个僧侣来听自己的忏悔，那个僧侣提出条件，要他在信崇天主教的宣认书上签字，才肯替他解罪。但服尔泰反抗到底，反而写下一个条文，交给他的秘书道：“我敬神，爱朋友，不恨仇敌，深恶迷信而死。服尔泰。一七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写这遗言时，是在他瞑目的三个月之前，这与鲁迅先生的预立遗嘱，态度，内容，都又多么相象。

这样的列举下去，还可以写出许多可说鲁迅先生为“中国的服尔泰”的地方来，但我不再写下去了。我相信这种比拟，并不是无聊的，我们将来研究鲁迅先生的时候，实在有参考服尔泰的传记的必要，这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鲁迅先生。

十月十五日

附记

鲁迅先生死后，我的痛苦和感想非常复杂，一时实在说不完。除了在得噩耗的当日写了一副挽联，次日瞻仰遗容后又替《光明》写了一篇短文之外，应《通俗文化》之约而作的上文，才是第三次发表意见。

我的那副挽联，是被治丧处的不知谁某取消了，他对人宣传的理由，是其中有讽刺鲁迅先生之意。这真完全是胡说！好在联上的文句我已写入《光明》上的纪念文内，许多人已经看见了。那上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这是说，我到底是先生的敌人，还是友人呢？这我只问自己就是了，这“问”字还可以作“责勉”解。下联是：“知我，罪我——公已无言。”这是说，先生生前，看到我的好处，坏处，都不吝批评，但现在是“无言”了，在我这面是不能再受教诲了。——虽然这样的解说，反不如原来十六字中含意之深切沉痛，但对于那个取消它的某人，实在只有这样的把“文言”译成“白话”给他看，才能使他懂得了——要是他本也懂得，偏是故意曲解，故意取消的呢，那么此人的居心，实不堪问了。

（1936年10月30日上海《通俗文化》半月刊第四卷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