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悼念与回忆

悼念鲁迅先生

汉　森

鲁迅先生逝世了！

因为鲁迅先生的逝世，使我想起了他的种种。我和鲁迅先生相识，仅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没有认识以前，我早就和先生兄弟建人先生，他的学生以及时常接近他的朋友做了朋友，因为这样，我才终于有机会认识了先生，外间对先生的一些误解，什么偏狭气大等，我与先生交往了以后，全给消释。

比如说，外间传闻鲁迅先生的兄弟间是非常不和睦的，他和远处北平的周作人先生多年不相来往，这是事实。一方面是因为各人的思想不同和志趣不合。特别是对于日本问题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人先生有了一个东洋太太；相处不来。鲁迅先生与建人先生兄弟间的友爱便不是这样，建人先生也在上海任事，我知道，每星期中建人先生必定有几个晚上和鲁迅先生共晚餐，建人先生是经常要上鲁迅先生家里去的，虽然建人先生自己也有了一个家庭，而他们间的友爱，友辈中都知道。

有说先生狭窄，待朋友不好的，自然，先生的笔头上确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然而先生却是服从理性，决不是动辄使性，无理取闹的一个人。他对于朋友的帮忙是热心的。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在译高尔基的传，他知道了，特地写了封信给那位朋友，说他关于高尔基的照片和材料很多，愿意借给，使高尔基这本传记的内容更加充实。他和我那朋友并不怎样的熟识，才不过见了几面呢。对于朋友的错误，先生也能多加原谅。傅东华先生编《文学》的时候，不知是哪一期有一篇文字说到肖伯纳与梅兰芳并涉及了先生，给先生看见了，确生了一时的气，并表示不再为《文学》写稿了，这一来，上诲小报又多了造谣与破坏《文学》的机会。但经傅东华先生亲自向先生解释并道歉了之后，先生也就坦然，以后《文学》上仍然时常看见有先生的文章，就是偶然于餐会上我也看到鲁迅先生与傅东华先生彼此间的谈笑自若，没有了芥蒂。

看到上海最近文坛为了抗日联合战线所闹的分歧，一部分文艺青年如徐懋庸对先生的不满，这更使我想起先生平日的爱护青年。徐懋庸与黄源还有许多其他不知道的青年，鲁迅先生素来是很爱护着的，无论从年龄与投身文坛来讲，他们该是鲁迅先生的后辈。在国外新近读到了鲁迅先生答复徐懋庸一封公开的信与徐懋庸致鲁迅先生攻击黄源等的信（见《作家》八月号），我们在这信内字里行间，处处看出了先生的谦虚说理与徐懋庸的意气，谁都要同情于先生的一面，先生是始终赞成文艺界的抗日联合战线的，所以与多年不和的老友郭沫若先生也携手言了欢。假使因先生之死，一部分不满意于先生的得了意，竟致破坏了文艺界的抗日联合战线，那更就成为了民族的罪人了。

鲁迅先生的深居简出，自然有一些人不大容易看到他，便有人说这是鲁迅先生卖老，傲岸自居，其实这也是不确当的。常到上海四马路这条文化街去跑跑的人，便有机会看得见鲁迅先生。他常独自的一个人到各书店去取稿费，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全靠稿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的。鲁迅先生有时也到各书店去看看书，东翻西阅的，没有人去注意他，往往悄悄的来而又悄俏的去了。(www.xing528.com)

还有，先生的嗜好是吸香烟，那两个夹香烟的指头真黄得什么似的，叫人看见了不容易忘记。头发总是留得长长的，具有一般文人的习气，胡须也颇显得不整齐，没有修饰，衣服也欠考究，随便的很，但比起那些打扮得风度翩翩的文人自然要朴素直率得多。

鲁迅先生是个健谈的人，谈得高兴时，可以接连几个钟头。有一次在郑振铎先生的家里吃夜饭，来的客很多，听先生谈留学日本时同盟会的故事，津津不倦，杂以诙谐。原来先生在东京时，就与同盟会中的革命党人颇多来往了，所以辛亥革命，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就有同盟会中友人把先生招请了去。先生早就是一个救国的先觉，特不如一般人以革命二宇相标榜着吧了。

时代的演变甚速，而鲁迅先生常常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在上海，先生参加而且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他的环境并不怎样的安全，爱护着先生的朋友们都常替先生捏一把汗，先生倒反而处之泰然的说，我年纪这么大了，当局要和我为难，那是他们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这可以看出先生的战斗精神来。

在出国之前，还在一次宴会上看见了鲁迅先生，精神很好，而今先生竟与世长辞了！

盖棺论定，鲁迅先生对于青年间的影响和文学上的贡献是很伟大的。愧我知道先生的太少，就将这太少的追忆述了出来，权当作是我对先生的悼念。

十月二十日于巴黎

（1936年10月25日巴黎《救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