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内心历程：奋斗解放中国民族

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

［日］山本实彦

（1936年2月11日）

冬天一个微寒的日子。三个人悬肘曲肱轻松地吃着烧鹌鹑。那天，他脸色很苍白，但情绪却分外愉快，好像从平日的忧郁之中解放了出来。他威严的眼睛眯起来，这是愉快时刻不留痕迹的一种表情。我问他：“在日本什么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微笑着，沉默了一、二分钟，回答说：“哦，是江户川河畔迷人的傍晚！”他在那段日子里似乎已经想到自己在人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死亡的预感，好像已在不知不觉间偷偷挨近了他的身边。在那瞬息间的笑脸上笼罩着一丝阴云，然而他几次一饮倾杯。说肉的味道很好，不时把筷子伸到锅里。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筷子，没有一点倦怠的样子。各种各样的谈话费去了几个小时，这中间根据鲁迅种种表情的变化，我得以知道他的内心的历史。不过只根据他的表情并不能保证完全准确。而且，从他的谈话来看，现在之所谈与过去之所为，也不完全一致。然而作为我个人，我是想准确无误地把它记下的。

作为他个人，在日本人中有很多交往至亲的人。U⁽¹⁾对他来说是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后援者。U经营的书店及其住宅，也都成了他的避难所。上海事件的时候，他在U的精心保护下，在遭受枪弹洗礼的地方终于安然无恙。尽管如此，他却坚决回避对我国国体发生关系。他的存在像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纵然是这样，对于民族的墙壁他燃起人们更加炽烈的火焰。他对民族愿望的了解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在他的脑海中非常敏感地把种种现象清晰准确地映现出来。但是，尽管他的强而有力的愤恨的心在燃烧着，然而却慎于言。这也是给予每个可嘉的对手的友谊。他的愤怒的墙壁，对分寸界限是反复三省的。在这点上，对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一言一行都不能过分，这就把他置于苦恼的立场。这是我和他作各种各样谈话过程中往往直接感受到的。他对我国人的批评的讽刺，也那样洗炼，从中可以看出其深刻性。由此可见，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如果不把民族的墙壁放在眼中，生存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现在，中日两国关系严峻对立的时刻，这就更为重要。在我和他谈话之前，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些事。对于对方的深邃的心灵，我自己的心灵能达到吗？我自己对人类的爱和敬和他对人类的敬和爱，在观念的深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和我的会见也许是无聊的。在国际问题上，他经常发挥着非常宽容的心怀。对于民族间的对立，他采取着超然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必然不是这样。在这种的场合，我到底应该怎样捍卫自己的民族的立场呢？首先我必须考虑到这个。他对这些没有一点考虑，侃侃而谈，想来倒非常有意思。谈话中想尽可能回避政治的、民族的问题，而如果谈及到这些，那么在文艺方面的谈话就会不切实，言不及义。他的一生都在和本国的军阀战斗，并且对帝国主义也没有妥协。他谈到自己时说：“唔，我的存在如果方便蒋介石政权的话，就不会被杀，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假以共产党的口实给杀掉了！他们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马上就会加上共产党的罪名啊！”他在刊行《彷徨》的时候，受到了段祺瑞政府的盯梢。1926年3月终于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因此他只身逃往厦门。然而在厦门又为守旧派所逐，到了广东也没有出现使他心情舒畅的天道至理。1931年，他的5名同志被国民政府逮捕，他又冒险逃跑了。保护的人是很多的，每当危险时，消息会很快传给他。在那些黑暗的年月里理应潜入地下，然而鲁迅却没有那样做。可是在他的活动中，蒋政权是疯狂的政权，所以他没有得到一天安心的日子。针对这种情况，他经常注意发表文章时变换笔名。据他说：“我近些时候在中国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回，否则就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被发现出来。前些日子日本某学者在和我见面的时候对我说：‘最近没有拜读到你的作品呐’，我说现在我写的东西很不少，用的都是变换频繁的笔名。”说着举出60多个笔名，使那个学者很惊异。不仅如此，他的住所也经常保密。我听着他的谈话，当他说到必须提防不要让特务发现的时候，他愤慨起来，接着又陷入沉痛的思索中去。

他的生活朴素，穿着粗布衣服。总是喷吐着廉价的香烟，在U的店头叉着腿烤火，看到这个样子会被真的错当成书店的掌柜的。而实际上也真有几次被搞错了。但是，只要接触一次那锐利的眼光，马上就会知道那目光不凡，绝非常人。他的弟弟周作人有一副稳重的中国大人物的姿容，而他却有一副卓越的革命家的颧骨。可以说有着“被追捕的‘目付’”⁽²⁾的坚强性，气势高大。

今年2月，我到南京和当地的主要记者会见的时候，曾经提议：“政府与政府之间既然正在推进两国的合作，我们也要迅速在两国的艺术上进行合作，作为第一步应该交换彼此的创作。”南京的人们负责推选作品。我回到上海，和鲁迅与U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鲁迅说：“这是规定作品不能作为商品出卖的呀！”我说：“请你担任推选工作吧！”他微笑着，左思右想，说：“有两三个新进的作家可以达到在贵刊（《改造》）刊登作品的水平，但是这以下的某些作家即便是水平低，也请将就着点，从扶植出发还是用上吧！中国的作家是很可怜的啊！稿费收入非常少。”一边说着，我们就达成了两国艺术合作的约定。他认为青年作家是钻在锋刃之下在写作的，难免不能沉着冷静。他还说，这些作家哪怕每月有四五十元的收入，那就可以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也用不着去担心生活问题，而从事于写作工作。可是，他说纵使有这样的困难，他也讨厌同中国政府的交往，同时和日本公务人员的交往他也讨厌。他谈到要是同政权合作，或者由政权去庇护，那么活生生的艺术就会丧失生命。还有，受旧道德统治的思想，也不会产生不朽的艺术。他的作品很容易读，然则其巨大的骨骼在任何一篇小品文里都有。他一生奋斗的核心是要把中国民族从儒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www.xing528.com)

他想要写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只想改写几篇。在他逝世之前本社决定出版的随笔集《忽然想到》两册，我通通看了一遍。约定这个原稿交付的前一天，他逝世了。我在今年2月到上海的时候，在U的书店里，在U的寓所中，还有在新月花坛，在新雅，都和他会过面。就他对于艺术的热情等等作了一般的交谈。他的脸色虽然苍白，不好看，但是可万万没想到，仅仅半年，就成了弃世而去的人。

（吕元明译）

（日本改造社出版《改造》1936年12月号）

【注释】

(1)U指内山完造。

(2)“目付”是日本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武士职务的一种名称，主要从事追捕、密探、监察等工作。“被追捕的‘目付’”意即造反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