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鲁迅的生命和影响力

忆　鲁　迅

［日］增田涉

十月十九日，东京的无线电广播里放送了鲁迅死去的消息，乍聆之下，茫然若有所失！十七日得到他的来信，十八日我才回信。我替《中国文学日报》正在撰编《鲁迅著译目录》，关于两三种译书的出版年月，发生疑问，前后曾两次去信。十七日的他的来信，就是第一次的复信，字迹和平常一样的刚而有力，简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衰弱样子。以先，九月十五日他来信说，“我照例的在须藤医生那注射……身体较前稍胖”，曾经何时，他就长眠而去，人生沧桑，真是感慨无量！但是无线播音的消息，始终令我疑信参半，痛悼之余，曾直接通信问过鲁迅的夫人。（事后她通知我说，先生的病状，突生变化，仅仅一天又二小时，便溘然长逝了！这也许，连先生自己也意想不到吧！）

我和先生的最后的见面，是本年七月九日的午后，是回到日本的前一日底辞别。当我走到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他的寓所的时候，他刚刚仰卧在楼下地板上的凉席上看书，他一面起来，一面说，楼上太热，楼下的温度稍低。二层楼上，设有寝床，他时常睡在那儿，又是起居室，又是书房！楼下一进大门，便是客室，它的当中，安放着屏风，和后面的食堂隔断。在这时候，屏风桌子和椅子，完全摆在一旁，楼下的面积似乎较广，地板上垫着凉席，大有“避暑”之概。其间略有盆景的点缀。他说，这样一来，就颇有凉意！同时，他把好像事先准备好了的茶叶、点心和豆腐的罐头取出来，送我，他一一地说明每一样东西的吃法之后，当他的夫人正要重新包裹的时候，他很迅速地抓着包裹的纸头，非常巧妙地包起来，又为我系好绳子。他向来精于收拾这一类的东西，足见其循规蹈矩，毫不苟且的性格。他包裹的时候，向我说，“我病中对您毫无帮助，痊愈之后，您再来吧！”临别时，他和他的夫人，一齐送我到门口，在那还立谈片刻，我才告别而去。回首一望，穿着白色衣服的他，还站在铁扉的里面，看着我的去影！那时的光景，那时的他的姿态，历历如在目前！

鲁迅的名字，直到最近，才为日本所熟知。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大正末期——我的学生时代——传入东京，予日本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以最大的刺戟！因此，我对于学者的鲁迅，才注意而且惊佩。在早也未始不知其人，不过介绍的人，似乎太少；纵有一些介绍者，好像还不曾引起一般人的注目！昭和六年，佐滕春夫氏极力介绍，同时因佐滕氏的斡旋，我的《鲁迅传》由杂志刊载，似乎这样一来，文学家的鲁迅，中国文化界的他的指导的存在，才为一般日本人所明证（当时松浦理三氏及林守仁氏的《阿Q正传》译本，业已出版）。

昭和六年三月，我旅行上海，得内山完造氏的介绍，才认识鲁迅。不久，在他的书房中，接受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学生时代所研究过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旦直接由本人讲解，不能不说是千载一时之机，目的在于旅行的我，于是，就逗留上海，每天以读书为乐了！恰好他也每天有功夫。他的寓所，用内山完造的名义租来，行踪秘密，访客很少。只是偶尔之间，他的末弟周建人氏及其家族，和附近一带的一些青年文艺家——似乎都是他的学生——及其家族来访问而已。寓所在临街的宏大的建筑物的三层楼上，没日没夜，都紧锁房门，每天午后三时，我叩门而入的时候，他老是一手捏着香烟，一面招呼。一间广阔的房间，是寝室，兼起居室，兼书房，窗面临街，他警戒似地从不走向窗前，时常离窗三四尺左右坐着，我当时为他着想，颇以为苦！那时天气炎热如焚，我常到窗外极小的走廊上乘凉，邻近的西洋人，都同样的乘凉，他始终不曾去过一次！他说他自己善于小心，否则不免发生危险！

我每天和他见面，时常听他诉说他自己的事情，也常常显露他对于社会、人生、文学的意见，我才以为他，既不是单纯的学者，也不只是一位小说家而已，他的确有人所不及的伟大地方。于是我才决心把他向日本介绍，从而更想研究近代中国的发达史。首先写就一篇《鲁迅传》托由佐藤春夫氏向杂志社交涉出版（老实说，我多少也企图稿费的到手）。可是原稿大受虐待，九十枚被削减为六十枚，而且经过半年左右，才登载出来。其实他的传记，在中国还不十分明了，加上我自己才二十几岁，应付事物，极少顾忌。不料一经译为中国文的时候，大受中国一些文学家的误会。因为我赞颂了鲁迅，而忽略了和他对立的文学家和文学团体。现在，我还是这样的在想，就是，鲁迅和陈独秀两人，在思想上的倾向，固置不论，从客观上而论，彼此都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人物。陈独秀晚年在政治上，大为失败，为一般人所不顾，听说他目下还在囹圄中。鲁迅虽不像陈独秀那样的，实际参加政治运动，但生命很悠久的，到了临死的一日，都在不断的努力。他们两人，对于中国文化，留了极有意义的影响，似乎蜿蜒如巨大山脉的存在一样。

鲁迅为日本人所重视，固然由于他自身的伟大，但上海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氏的居功确也不少。因为他时常向去来书店的日本文人，加以介绍，并且又时常居中介绍，使鲁迅和这一些文人见面。不宁唯是，一九二七年以来，中国的官厅，对鲁迅异常注意的时候，内山氏迫于义气，常常加以保护使他有活动的可能。因之，频年以来，内山氏是他唯一的友人，甚至金钱，都托内山代为管理。六年前，鲁迅每月需要四百元开支，房金及生活费，用人的薪金，共二百元，书籍费一百元，他母亲的生活费一百元。全部的收入，全是著书、译书的版权，书籍的销行甚旺，版权约计十分之二五，所以收入颇丰。据说，杂志上的短品，毫无收入，即有一些，他都让青年拿去，创办别的刊物。他爱护青年，始终同情青年，被压迫的一些青年，似乎在逃亡出走的时候，他还予以金钱上的接济。据说他从前先后花去的钱，不下八千元和一万元之间。他自己从事于文学方面的工作，以前辈的资格，对于文学青年，好像具有应尽义务的心理一样。至于对于文学以外的青年，心余力拙，大都置之不理。据说，他尝说，自己较诸青年，虽然多少有一点钱，比自己有钱的实业家，不计其数；如果只是要钱，那也何妨到钱多的地方去呢？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销路极好，即在日本，还相当的销行。

可是他近来的生活，便远不如前了，他的著译书籍，遭禁的极多。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他给我的来信中，他说：“近来我的一切作品，无论新旧，完全遭禁，好像将使我一家趋于饿死之一途。”一九三四年三月的信，又说：“一九二四年以后的译作，完全被禁出版。”去年六月的来信说：“近来压迫有增无已，是生活困难的原故吗，是年老体衰的原故吗，异常地感觉忙碌！毫无生趣！四五年前的舒服自在的生活，如同做梦一般！”今年夏天见面的时候，偶然谈到这里，他说，半年左右，万一停止工作，也还可以维持生活。他已经不大作无谓的消耗了（他购买书籍及版画，花钱不多）。他说：“为了反抗的原故，相当的储蓄了一点钱，纵受压迫，以至于无法工作，我依然可以生活，”“许多人毫无准备，一受压迫，大都不外屈服”。所以他工作非常勤勉，著译的东西，也异常之多。近年来，他大半从事翻译，去年夏季他来信说，他正在翻译Nikaloi Gogoli的“死之魂”。不过他除了翻译之外，好像每天都在新闻纸上，写些关于社会及文学方面的锐利的短评，对于政府，也极尽讽刺的能事。

他从前说过，政府对他太苛，他对于政府，也非常幽默，今年夏天晤谈时，他说：国民政府中的友人，曾经劝过“您也有相当的年龄了，此刻趁势隐退一下，不好吗？”可是他自己说，“隐退倒不愿意，为了病体保护之故，打算休养一年。”他说，上海不适宜于静养，也许到北平去住一下；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到北平去监督完成《十竹斋笺谱》（北平才有雕板工人）。到北平之先，医生曾经劝他转地到日本养病，他自己似乎也非常高兴。他的主治医生须藤氏，和他感情颇笃，他愿意提供他镰仓的房屋，让鲁迅疗养，他很想到东京来看一次，我说，东京完全大变，也许见而乍异吧！他马上说到，别的地方，都无所谓，只想看一看“丸善”的近况。这足见他留学时代的印象很深刻。即在现在，他大都由“丸善”购买外国书籍（主要的是德文书籍）。他似乎也有重游仙台之意。不过他和内山氏讨论的结果，以为东京一带访客恐多，不容易保养，打算到九州方面去。事实上，我离开上海的时候，终于没有决定。数年前他来信说，今年夏天，想到长崎，这也不曾见诸实现。他青年时代离别了的日本，始终没有重来的机会而竟自逝去了！(www.xing528.com)

他对日本的印象很好，日本友人也多，加上常常诋骂自己的国家，一个时候，甚至有人骂他是日本的侦探。《南腔北调集》，有人竟至诬说，日本的情报部以一万元的代价收买了。他唯一的恩师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氏。鲁迅把他的相片，悬在书房中，在他的《朝花夕拾》中，呼为“藤野先生”。今年他向我说，“藤野先生怕已经不在人世了吧！”又说，“他的家族，怕都没有吧！”在我们翻译《鲁迅选集》的时候，根据原著者的希望，把这位藤野先生的相片，印在书内，因为鲁迅想借此发现藤野先生的家族。

他的一生，简直为了奋斗而生的。其精神，刚毅不屈，从广东回到上海的时候，历受中国一切文学团体的夹攻，他居然从容应战，冲出重围，而建设了他在中国文学界的明星般的存在。最近诊察过他的肺病专家上海的名医说过，他的肺脏，大半被细菌侵蚀，西洋人的话，早已五年前便死了。这更是他抵抗力强壮的一种反映。（不过，这时已宣告他生命无几了。最近的短文，有言“死”的一篇。）他在《华盖集》中忠告一般青年过，“第一是生存，第二是衣食，第三是发展，假若有阻碍前途的东西，勿论其为古人物，三坟五典也好，百宋千元也好，天球河图也好，金人玉佛也好，祖传的丸散或秘制的膏丹也好，全部推倒吧！”同书中，又说：“真正在世界上想求生存的人，首先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这样地，在应该咒诅的地球上，打倒应该咒诅的时代。”（译者按：身边及友人中，都没有鲁迅先生的遗书，因付印忙迫，便依照日文，译成中文，尚希原谅！）

他在革命与混乱的社会之中，鹤立鸡群，斗争的方法，具有经验的确实性和彻底性，毫不假借地，攻击对方。不受所谓大度，或者宽仁一类的道德名词所掩蔽。在“死”的一文中，“损坏了别人的眼目或牙齿，反对报复而主张宽容的人，切不可接近他们。”（译者按：这也是由日文转译为中文的，并非原文。）这也是他教训家人，他死后的处世方针，不外说明爱与憎，要分别清楚，与其偏重情感，不如偏重意志。小说《铸剑》中，描写向人复仇的人，切断自己的颈子，咬着对方的仇人，恐怕这是他自己某一个时期当中的光景吧。中国有“不打落水狗”的一句谚语，在日本则为武士道的精神，在西洋则为FairPlay。（恰到好处）——语出于林语堂氏。但鲁迅，以为该打落水狗。反对FairPlay的精神。他的意思是说，落水狗坠入水中，有种种原因，如果同自己争斗，把它推入水中的话，纵令您表示宽宏，不为已甚，而在它的方面，不但一点也不体谅这番用心，一有机会，它定会乘虚咬人，恐怕到了那时候，只有吃亏上当了事。

因之不攻击则已，否则一定要使对方完全丧失敌对力量为止，万不可丝毫放松。这是他的一种苦的经验，发为讽刺的。换言之和敌人争斗，使对方失败，因而听其自然，一旦对方增加力量，那时，只有失败，甚且至于被人杀戮。所以他在“该打落水狗”的文章里，说明这倒不是他自身的血的经验，但这是他的同辈，及一些年轻青年的血得来的经验（“写在坟后面”的当中）。

然则什么是他的敌人呢？不法，虚伪，阴谋和杀戮，是他的敌人，一言以蔽之，他反对暗黑的政治手段。这种势力，构成中国的传统，充满了全国的任何地方。因此，他的文学精神，是出发于人道主义。他的人道主义，因为在文学的方法上，是讽刺暴露，所以他的文学的印象，在表面上，不是爱，而是憎。乃弟周作人氏，批评《阿Q正传》，为憎恶文学。他不断地，不客气地，犀利无比地讽刺中国的一切恶习，所以有的人说他的文学，过于刻毒。他极力主张文学尤其是小品、随笔，有含蓄的必要。他以为推翻社会的缺陷，为文学的唯一的主要使命。他捏着这样的武器，对着盘踞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内在的敌人，始终不渝地加以攻击。他反对把中国的小品文写成一种英国式的论文体，他以独特的体裁创作了不少的所谓“杂感”的短评。晚年他差不多不写小说，专创作杂感式的短评。因为他深感中国的社会环境，及其个人环境有专写时评的必要。

我曾经向中国某作家，问他对于鲁迅的感想，他答复我说：“他太客观。我个人很讨厌客观的东西，爱与憎不明白表现的东西，我很难同意！”鲁迅的文学，小说和随笔，差不多完全是骂人文学。攻击的目标，多半对着统治者的方面。被人骂为日本侦探，也许就在这一点吧。他在我们日本人面前批评中国，习以为常。因为他过度的批评，日本的某人，向他问：“那么您不是失悔生在中国吗？”他说：“不，我以为我自己生在中国，比较生在任何国家，都好得多！”我在旁边，亲眼看见他的眼睛，很润泽地发光。问话的人，是日本人，他只表面的解释，原也不足为异。鲁迅对于自己国家的暗黑衰弱，流露出来的热泪，中国人当中，能够了解的，究有几人啊？我走笔及之，令我不能不想念在压迫之中死去了的鲁迅！听说参加葬仪的人，不下七八千人之多，足见大多数的人们，也还真能爱他的一种憎恶的所在！

他尝说，“像日本人这样欢喜结论的人种，恐怕没有吧！”中国地大物博。起居于复杂混沌的大陆社会经验丰富，对于事物，很难得到结论吧，我只能说，鲁迅斗争一生，无论对于社会，对于个人，始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反抗到底！在社会上他的功绩，他的工作，中国人之间，不外是好的论评（也许有不好的批评）吧！要之，在我个人说来，他对于我，好像是伯叔一般的，亲切而有理解的先生！他不死于枪弹之下，而死于肺病的细菌，使我哀悼之中，稍有安堵之心！

（余绍凡译）

（1936年12月1日日本东京《留东学报》月刊第二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