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未完成的历史小说计划及损失

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

O.V.（冯雪峰）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鲁迅先生最后的未写完的一篇文章。这篇是十月十七日夜间开始写的，但因当天下午出外受了风，至深夜就起病，支持不下而停笔了。

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并不止这一种。他计划而未完成的工作，够他十年做的，够我们普通的人一生做。鲁迅先生自己是满以为他至少还能活十年，——“总不至于即刻‘翘辫子了’”。记得有一天他曾这样说，“我在一九二七年住景云里的时候，生过一次现在似的大病，真的昏迷，几乎‘翘辫子’了，但一愈就十年。我不大相信西洋医生的话。今年的病，也和那次差不多；大概总还有十年罢。”于是就哈哈哄笑了起来，这是在他六月间大病后，精神比较好了的一天。接着就谈到他还想印的画集及几本为插图的书，这都是他计划要做而竟未能做成的工作。

鲁迅先生病后写的《这也是生活》，《死》，《女吊》都是一类文体的诗的散文，他说预备写它十来篇，成一本书，以偿某书店的文债罢。这计划倘能完成，世间无疑将多一本和《朝花夕拾》同等的杰作，但同样来不及写成了。在《女吊》之后，连他已有腹稿的两篇也来不及写，我记得他说一篇是关于母爱的，一篇则关于穷。当他写好《女吊》后，大约是九月二十或二十一的晚间，我到他那里去，他从抽屉里拿出原稿来：“我写好了一篇。就是我所说的绍兴的女吊，似乎比前两篇强一点了。”我从头看下去，鲁迅先生却似乎特别满意其中关于女吊的描写，忽然伸手过来寻出“跳女吊”开场的那一段来指着说道：“这一篇比较的强一点，还有一个理由，是病后写得比较顺手了。病中实在懒散了。”于是接下去又说，“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鲁迅先生讲起母性和母爱，记得实在不止一次，并且不止好几次，在谈话中差不多常常提到。我曾这样想：他对于女性的尊视，其中之一的理由是因为母性的爱的伟大吧，这从他常常攻击摩登女子有奶不给儿子吃的事就可知道。有时也常常从德国社会主义的女画家珂勒惠支而谈到母爱，有时则从中国农村的纯厚的老妇人而谈及。他要写一篇关于伟大的母爱的文章也不止说过一次。其次关于穷，他也说过好几次，以为“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我还仿佛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这些仿佛就是他要写的关于穷的文章的题意。

但是，最重要者，是鲁迅先生的死给予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的两个巨大的损失。其一，是他在六月间大病后计划过一个长篇小说。其二，是他十五六年来，不但只有计划，而且准备，收搜材料，常常想开手的中国文学史。(www.xing528.com)

鲁迅先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不很有意思写长篇小说。朋友之间常有人主张他写它几篇长篇的，那意思仿佛他没有写长篇，总是一个缺陷似的。对于这样的劝告，鲁迅先生似乎常没有听进耳朵里。因为他的工作好像有三个原则，一是有他自己早定的计划，并且起因于很久远的，如周作人先生所记；二是为着当前现实社会上的战斗的需要；三则别人所忽视或不屑做，但却值得做应当做的事他来做。我觉得他不很有意去计划写长篇者，主要的是他埋在现实社会的短兵相接的斗争里，从他的岗位来说，对于现在中国社会，他以为社会批评的工作比长篇巨制的作品更急需。记得他曾说：“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重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鲁迅先生特别看重社会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那更首要的任务，是不消说的。其实，基本的任务还是一个，这是选择武器的问题。倘若我们将长篇小说的形式从旧的比较笨重的，不直接的，不能迅速反映现实和迅速发生实际效果的意义去看，则鲁迅先生首先采取灵活、迅速、锋利的杂感短评的形式去完成他的任务，是当然的了。其次，记得他曾说：“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同时他又常痛惜他的小说和他的文章中的曲笔常被一般读者误解，而且这是很明白的事实；所以，在艺术服从于社会的目的的原则下，我以为这也是一个鲁迅先生更倾向于直剖明示的尖利的批评武器的创造的原因。

其次，鲁迅先生是时刻不忘为新中国新文艺发达的基础的“泥土”工作的，例如翻译，印书，阅稿，等等。这在时间上也很被限制了罢。

但是，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欲描写唐朝的文明的。这个他后来似乎不想实现的计划，大概很多人知道，因为鲁迅先生似乎对很多人说过，别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有几点我还记得清楚的是：第一，他说唐朝的文明很发达，受了外国文明的影响；第二，他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了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里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他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但他又说他曾为了要写这小说，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在古籍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蓬……他想写它的兴趣反而因此索然了。写这历史小说的计划，应该在一九二四年以前，而终未实现，他似乎不想实现。然而在一九三六年大病前后，鲁迅先生曾屡次谈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有时也谈起戈理基的巨篇《萨姆金的一生》，也谈到长篇小说的严格形式的解放。有一天，我们谈着，我说鲁迅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他当时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接下去，我们又谈到长篇小说，鲁迅先生不大喜欢辛克莱式的东西，但以为长篇小说可以带叙带议论，自由说话。——这有这样的意思：就是长篇小说也可以由作者被变成为社会批评的直剖明示的尖利的武器的。这以后，在闲谈中，常常谈到了以上这些问题，而有一天，这是在他大病后精神较好的时候，就自然地归结到他写长篇小说的问题。那时他说：“这倒可以想想看，如果还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是可以的。或者，想写的文学史再搁一搁也可以，——即同时写也可以。”大约过了一星期，一晚再去访问的时候，鲁迅先生说道：“那天谈起的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倒想了一下，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衰落写起……”又加说：“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少。——不过一些事情总得结束一下，也要迁移一个地方才好。”这证明这已经是鲁迅先生有意的存心的计划了。然而这将反映中国近六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国知识阶级的真实的历史的巨制的计划，终于因鲁迅先生的死从我们的文学史上被夺去。这才是永久无法补偿的损失。

关于中国文学史，鲁迅先生恐怕从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收集材料了罢。关于这，在北平的诸先生当知道得更清楚。我只知道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曾有过一个大纲，不过似乎是为讲授用的，断片的研究也曾发表过一篇，而想写文学史及想如何写法，在到上海以后，却时常谈起，但有些材料鲁迅先生都集中到北平去，最近两年则在上海又购买了为查考用的许多书籍。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间，翻译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点的艺术理论的时候，他常常谈起的多是文学史的方法问题。鲁迅先生一向已注意到文艺与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密切的关系，到这时似乎更觉得非先弄清楚历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不可。我记得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更需要有一部社会史，不过这当然更难。”这时他对于俄国社会史的有价值的著作及西欧的艺术史（如霍善斯坦因等人的著作）都极有兴趣的细阅，我觉得这和他自己准备写文学史不是没有关系的。有时鲁迅先生还批评着他在这之前介绍的日本板垣鹰穗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观点，也曾谈起他不满意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如刘大白先生的之类。这时他很有即开手写的趋向，因为记得他曾说过：“或者先写Sketch，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一断片一断片的写起来再说……”但终因为别的在他看来是更紧迫的工作所牵制，并没有实现他的宿愿；而且到他逝世前也仍在同样情形下，不克实现他的计划，这对于中国的学术也是无法补偿的损失。

（1937年11月1日上海《宇宙风》十日刊第五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