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离世带来的思考

我的记忆

孔另境

距苏联的文学巨星玛克沁·高尔基逝世四个月又一日，我们中国的文学巨星和光明中国的象征者鲁迅先生继之而殒殁。这是充满着火药气息的一九三六年的世界上最大损失。

属于这两位巨人的生活史、种族、国别，以至于除思想以外的种种小地方（如僻好、性情等），没有一点相同的，但他俩却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完全相同，这相同的一点就是尽着毕生的精力为最大多数的人类服务，伴着他们的最高贵的战斗精神。

我还记得今年初夏中国文艺家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曾一致决议用大会名义分别去慰问这两位正在病着的文学家，这执行的职务后来落在我身上，当我把这两封信送出的时候，心里曾默祝这两位巨人不要再麻烦我们第二次才好，不意隔了一个多月，我们西边的这位巨星突然与世长辞，于是毕竟又由我办了第二次的手续，幸而这时更与我有亲切感的鲁迅先生倒渐渐好痊了，我不断去望望他，心里的乐意是说不出的。

这次的突然变故，太出我意料之外了，真似晴空霹雳，但受这震惊的一定还有其他无数的大众。

以前在北方教书，和未名社的李霁野、台静农熟识，他们都是和鲁迅先生有甚深的友谊的，他们虽不定是先生的学生，但他们对先生总是执礼甚恭，爱护备至，之间的关系实是超过师生甚或同胞的。他们常和我谈起先生，我说先生的面目是一直就见过的，因为我和他住着对门，这显着很孤单似的老头儿的面影常现在我眼前，不过从未交谈，只是我对他的心感。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在北方遭受了一点灾难，为我奔走效力的就是李、台两君，后来百日之灾一过，我出来了，他们突然告诉我，鲁迅先生曾帮了我很大的忙的，我愕然，也使我更加心感。

冬天回到了上海，第一桩心事是一定要去结识这个富有义侠心肠的老头儿。

一个西北风刺人的早晨，心里牢记着打听来的先生寓所的路径，走到一个建筑物（Apartment）门前，这建筑已很陈旧，也无门警，也无电梯；我也顾不得人家警告的什么什么，一直就冲上三楼，怀着仿佛要爆裂出来的满腔热情，拼命揿那电铃，一忽儿，里面一阵响声，出来开门的正是鲁迅先生自己，他显然有点惊异，他不认识我这陌生人，我迅速地觉悟过来，于是我说：

“我是孔另境，是刚从北方回来的。”

“噢，是的是的，……来来——”

他就把我让进去，这屋子构造的很别致，前边一间很宽大，后面连着几间小的，望去很黑暗，他让我进去的一间并不是会客室，就是最大的一间，是他的写字间兼卧室，墙壁的一面全是书架。他这时对我已毫无疑虑，但是并不说话，他给了我一支不知名的劣等纸烟，他自己也吸。我一时想不出话来开头，一路预备了要说的几句感谢话，这时好像都不适用了，我只觉得面上发烧，热情激动着浑身，我实在打算走过去抱他一下，表示我这无可发泄的感情，后来还是他先说：

“倒想不到，出来这么快！”

语气却十分平淡，面上也没有喜悦的表情，这时才把我的激动平复了转来，我于是问：

“我的事情先生怎么会知道的，是霁野他们告诉的吧？”

“不是的，是令妹。”

原来这时他和茅盾先生已有极亲密的友谊了，后来他俩终站在一条战线上奋斗一直到先生谢世。我于是报告了一点经过的情形，他听着似乎很感兴趣，我打算探问他营救我的经过，可是他老把话语撇到另外题目上去，仿佛他从没有知道这回事似的，我了解到这点，于是我也不再追问。

这样就结束了第一次的会晤，谈的话并不多，而且比较客气了一些，给我的印象是很冷，仿佛是一个医生，或是科学家，似他在小说上所表现的文学家，霁野他们告许我的友情上的鲁迅先生，尚没有发现，一直到他送至门口，我始终没有向他说一个道谢的字眼。

大约距离第一次会晤有两个月光景，这时已到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了，我又到先生的寓所去，巧得很，他们正在搬家。看样子很忙碌。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也给我介绍认识了，她的态度沉静，很大方，但从她的口音上很难确定她的原籍，后来还是先生给我说明，她是广东人，现在已有一个孩子。这次我们谈到了五个青年作家的被难事件，他开玩笑似的说：

“你总算幸运的，要在南方，怕早就完了。”

“那也不至于吧，我的情形不同。”

“不相干，他们还管你情形同不同！比如说，你倘藏着我的一封信，这就够了，因为据说我是拿卢布过活的，你既和我通信，你自然也是了。”

“能这样简单么？”

“自然简单，中国人的推理原是很妙的。”(www.xing528.com)

这时他也笑了，那笑的意味却很难确定，仿佛是讽刺的笑，又像是一种苦笑。他是认识五人中的几人的，自闻他们被难，他很苦痛，烧去了所有别人给他的信，免得倘自己有问题时牵连到不相干的人，所以后来我编《作家书简》向他征求时，他回信说：“……而且别人给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存留的。这是鉴于六七年前的前车，我想这理由先生自然知道。”所谓“六七年前的前车”，就是指这一次事件了。

自这次以后，我常常去看他了，或为事，或闲谈，他总是那么真挚。常说些含有讽刺意味的笑话，等到他开始笑了以后，他是那么天真，那么放纵，有时笑到合不拢嘴来，仿佛无法停止似的。不久我到一个地方去教书，其间大约有一年不曾见他。我虽不和他通讯，但关于他生活的情形仍随时可以得到，我特别关心于他的身体，因为和他接触以来，一直就感觉他很不健康，而他对于烟酒二物又特别嗜好，烟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我几乎从没有见他的手指里间断过烟卷，烟的质地又是十分恶劣，第一次见他吸的一种“假橡皮头”的，后来一直见是“红金龙”之类；其次是酒，每次吃饭都是要饮一些酒的，不一定饮多，但确为他所嗜爱，不过酒的质地却异常讲究，有一次见许女士亲自为他用玫瑰花浸着什么酒，有一次在他家吃饭，我饮了他几杯绍酒，那酒味的醇厚，是我在上海任何朋友家里都没有饮到过的。大概也因为他对这二物太嗜好的缘故，所以身体特别见坏，谈话得太兴奋的时候——他的谈话总是兴奋的——往往有些气喘，他自己仿佛并不知道这情形，一切仍是按照旧习惯生活下去，这在以学医出身的他是一桩奇特的事。

我从外边教书回来了，告诉他许多教育界腐烂的情形，他很用心的倾听，常从他的浓密而短的胡须中间发出“唔唔”的叹赏声音，这自然使告诉者更加乐意，于是我的兴奋程度也随之增加。后来我讲完了，他接着也讲起来，也是讲他所知道的教育界情形，那情形要比我所见的更奇妙十倍，仿佛世上一切意想不到的奇事他都知道，我自然佩服，我只好感叹。

后来我为要维持生活，凑集许多熟人的信来编一册《现代作家书简》，要他给写一篇序，作用是在容易卖钱，我把这意思告诉了他，他仿佛不相信似的，但马上就答应了，第三天序寄给我，第四天就拿到稿费，于是我去找他，告诉他的序果然发生了效力，他笑笑，说：

“他们倒还收我的序，当初我怕反会妨碍你的书呢。”

“我知道决不会的，而且——老实说，这本书原会挨骂的，现在就决不会了。”

他又笑笑。果然，从出书一直到现在，不见有人出来骂过一句，而书的销路据说也不错，其实这种情形他比我更了然的。

今年四月底，霁野从英国回来。此时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常常有小病，我们去找他，他很高兴，谈了整个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半钟，我们才辞别出来，这是霁野看见先生的最末一次。

这次的谈话，先生的精神兴奋极了，大部分是牢骚话，但他说的都极有风趣，使我们笑到合不拢嘴来。最初谈起文人生活问题，霁野说外国文人的生活都很有保障，一本书销几十万不算稀罕，中国人一听林语堂的书在美国销十几万就眼红的要命，其实林语堂在外国不一定有人知道呢。我说这也怪不得中国人眼界小，中国书的销路一向太小了，一本书能销到十万册以上的怕只有周先生的《呐喊》和《彷徨》，茅盾的据说普通也只有三五万册，其他更不必论了。中国的文人都是乞丐，向书贾取稿费等于求乞，不但卖一部稿子极不容易，报酬也低的可怜，而且书贾还要想出种种剥削方法来。比如有几家大书局就是按字论值，决不让你便宜一个字，他们专门雇有数字数的职员，那办法是很可怕的，但也很科学就是。

周先生听我们谈后微微一笑，他说：

“那也有方法的，我自己就碰到过，但我也向他们捣乱过一下。有次一家书坊来要我译书，他们开来的条件其中一条是要照实字计算的，后来我给他们翻译了，我从头至尾把它们连接起来，每张稿纸写的满满的，不漏空一个字，因此章和节自然看不出了，而且我还不加一个标点符号。送去之后他们来信告诉我不能印，希望我分一分段落，加一加标点，我回信说要分段落加标点是得另算钱的，可见空格自亦有用处，标点也有用处的，中国人却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这故事自然使我大笑，他也大笑。他说书贾没有一个不可恶的，最近他和几个青年人办一个《海燕》，没出几期就受查禁，但销路却很好，等到一封，代售的书贾们就打算赖账，始终也收不回钱来，最后他说：

“好的，你不给钱我有方法的，我这里都存有收据，现在爽性不要了，我打算送给小瘪三，看你们能不能赖掉这批账！”

先生这些巧妙的报复也许为正人君子所不值，而不知这正是先生的不可及处，先生对于中国这个朽腐的社会看得十分透彻，它是卑劣、龌龊、阴险、强暴、势利、堕落的混合物。他有热情要改造它，所以主张革命；但他也决不放过随时随刻袭来的压迫，这些必得也随时随刻给它以反攻和报复，他的许许多多杂感文就是根据这个观点出发的，他讽刺整个的社会，但他也特别指定一个人骂，以他无可比拟的锋利的笔，骂到对手的屈服为止。所以他一生不知曾得罪了多少人，受多多少少的人嫉恨，可是他全不介意，还是英勇地举着他的投枪掷过去，而且往往是正中心窝。一直到死，他无时无刻不在战斗，他临末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人骂人要是完全站在个人的利害观点上自然是不行的，而先生的骂人却是站在正义的观点上的，他是代表着光明的中国的一切成分，打击一切丑恶分子，表面虽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桩事，而其实他是在打击那朽腐社会的鬼魂。现在先生死了，一切鬼魂又将起而作祟，再没有为一切鬼魂所战栗的先生的笔存在，这才是永远地无可补偿的损失！

那次先生还谈到自己的文学工作，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确一天衰弱一天，他打算在生存的时候把自己的全集编起，大约以二百五十万字为标准，要是可能，今年就希望编成的。不意这工作尚未着手，先生竟撒手而去了。

六月中静农由厦门回来，我又陪着他去看访先生。那时正是先生病而稍起之时，身子消瘦得厉害，他坐在写字桌旁的藤榻里，以一条棉被裹着身子，不时的咳嗽，但说话仍挺有精神。谈起章太炎（这时死去不久），说了几个太炎先生的有趣故事，内中一个是说到太炎先生和袁世凯闹的故事，说得大家都纵笑起来。先生在日本的时候，曾从太炎先生讲学，先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谈话内并无一句责词，先生临死前一日还在写关于太炎先生的文章，可见先生是颇服膺太炎先生的。

先生有两个超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着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自然为他所骂过的人大多毕竟是要不得的），他会永远地记住，像陈源教授，事情已经隔十多年了，但他还常常要带到他，不只谈天中会带到，而且在写文章里也还会带出来；要是这个人确实和他有感情的呢，那末即使这人现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骂他，倘有人故意提起，他也只是笑，不过并不高兴，因为在他的意思，最好把这人的影子完全从他的脑筋中消灭。他这个观念自然不免偏了一些，不过从这事里也可见他感情的丰富和热烈，对于朋友间道义的重视。

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气节，嫉恶如仇。他对于现下的某种变节分子，一点也不饶恕，即使这人后来并不就一直沉落下去，但他也决不原谅。有一次某个文学者被捕了，他用了最大的力去营救，后来一听到这人忽平安无事，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也不愿意再有人提起一个字，因为在他心中，这人早已死了。只有至死不屈的人他佩服，他欢喜，最近他费着很多的力气编校《海上述林》就是一个例子。

后来我去看过他好几次，一次为着《中国的一日》中的木刻部分请他挑选，他看完我拿去的几十幅木刻皱皱眉，他说中国的木刻究竟还太幼稚了，后来我说《中国的一日》中没有木刻是不行的，他才慎重的选了六幅，并且要我告诉茅盾先生，这六幅并不一定都是好的。

先生的健康渐渐恢复了，面孔和身子都渐渐胖起来，我私自在庆幸这位我的人格上、学问上的导师，从此又可和我亲近起来，并且还计划等他再健康一些的时候，打算向他请教关于《中国文网史》的编法问题，因为此书他是预定要编的，而他又一直搁着没有动手。我却也早计划着要编，已经试写过一节发表，向他请教非但适宜，且一定是使他高兴的事。哪里知道，霹雳一声，我的这位导师竟于十月十九日的早晨五时二十五分以急发的心脏喘息症逝世了。这打击，这悲苦，我是无法写出来的！

先生在病后常向人说：“我从此要加紧多做一点事了！”而这不公道的主宰者竟连这一点也不允许给先生，唉！

1936年10月29夜

（选自孔另境著《秋窗集》，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