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沈蕴芳记录）
前两天，王同学来说，定于今天下午三时半在本院开鲁迅座谈会，要我讲点关于鲁迅先生的生活情形，我便欣然的答应了，所以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关于他的生活。鲁迅是预言家，是诗人，是战士。我在《怀亡友鲁迅》文中说过：“他的五十六年全生活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也就是一篇我们中华民族的杰作。这样伟大的一生决不是短时间所能说尽的，不过随便谈谈，得个大概罢了。
在开讲之前，我要问诸位一声，诸位大概在中学时代，甚而至于在小学时代已经读过了鲁迅的作品。读了之后，在没有会见他或者没有见过他的照相之前，那时诸位的想象中，鲁迅是怎样一个人？这种回忆，对于鲁迅的认识上是很有帮助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十余年前，在孔德学校小学班已经读了鲁迅的作品。有一天，听说鲁迅来访她的父亲了，她便高兴之极，跳跃出去看，只觉得他的帽子边上似乎有花纹，很特别。等到挂上帽架，她仰着头仔细一望，原来不过是破裂的痕迹。后来，她对父亲说：“周老伯的样子很奇怪。我当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装，皮鞋，头发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这样漂亮，他的服装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呢？”
再讲一个近时的故事：这见于日本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文中，用对话体记着有一天，鲁迅照常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到大马路Caihay Hotel去看一个英国人。
“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的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罢，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滑地再打量一道，于是乎说‘走出去！’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样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目的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译文》二卷三期，日本原文见《改造》十八卷十二号）
关于鲁迅容貌的印象：我在此引一个英国人的话，颇觉简而得要，这见于H.E.Shadick的《对鲁迅的景仰》文中。他是燕大英文系主任教授，不曾会见过鲁迅，只是从照相上观察，说道：
“在我的面前呈现着一张脸，从耸立的头发到他的有力的颚骨，无处不洋溢出坚决和刚毅。一种坦然之貌，惟有是完美的诚恳的人才具备的。前额之下，双眼是尖锐的，而又是忧郁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须却好像把他的仁慈掩盖过去。”
“这些特质同样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生命里……”（原文见《燕大周刊》丛书之一《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
鲁迅的生活状况可分为七个时期：（一）幼年在家时期，一—十七岁；（二）江南矿路学堂时期，十八—二十一岁；（三）日本留学时期，二十二岁—二十九岁；（四）杭州绍兴教书时期，二十九—三十一岁；（五）北京工作时期，三十二—四十六岁；（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四十六—四十七岁；（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五十六岁。
一、幼年在家时期……一至十七岁……预备时期（一八八一—一八九七）
这期的时代背景最大的有甲午中日之战。
鲁迅的幼年生活有他的回忆录——《旧事重提》，后改名为《朝花夕拾》——可供参考，现在略举几个特点如下：
（一）好看戏
（甲）《五猖会》（见《朝花夕拾》）是一件罕逢的盛事，在七岁时候，正当高兴之际，突然受了打击，他的父亲要他读熟《鉴略》数十行，背不出不准去，后来虽然背出，不遗一字，却已弄到兴趣索然。
（丙）夜戏，目莲戏（见《朝花夕拾·无常日》）
（丁）《女吊》（见《中流》三期）：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一种便是“女吊”，也叫作“吊神”，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临死前二日——十月十七日下午在日本作家鹿地亘的寓所，也谈到这“女吊”，这可称鲁迅的最后谈话（日本池田幸子有一篇《最后一天的鲁迅》记及此事，见日本杂志《文艺》四卷十二号）。
（戊）胡氏祠堂看戏：这点在他的著作里面是没有谈到，我从他的母亲那里听来的。在十余岁时候，胡家祠堂里演戏，他事先已经看好了一个地方——远处的石凳。不料临时为母亲所阻止，终于哭了执意要去看，至则大门已关，不得进去。后来知道这一天，因为看客太多，挤得石凳断了，摔下来，竟有被压断胫骨的。他之不得其门而入，幸哉幸哉！
他幼年爱好看戏，至于如此，可是后来厌恶旧剧了。
（二）好描画
（甲）描画：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见《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乙）搜集图画（见《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和《二十四孝图》）。
这和他后来中年的搜集，研究汉画像，晚年的提倡版画有密切的关系。
（三）不受骗
（甲）不听衍太太的摆布（见《朝花夕拾》八五页）。
（乙）对于《二十四孝图》的怀疑，“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见《朝花夕拾》三十五页）。
这样从小就有独到之见，和上述的艺术兴趣，可见他在此时期，天才的萌芽已经显露出来了。
二、江南矿路学堂时期……十八至二十一岁……（一八九八—一九〇一）
他的学堂生活从此开始，起初考入水师学堂，后才改入矿路学堂，《朝花夕拾》里有一篇《琐记》是可参考的。此外，还有几件事：
（一）爱看小说。新小说购阅不少。对于功课从不温习，也无须温习，而月考，大考，名列第一者什居其八。
（二）好骑马。往往由马上坠落，皮破血流，亦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三）不喜交际
至于苦学的情况，如以八元旅费上南京，夹过冬，凡上下轮船总是坐独轮车，一边搁行李，一边留自己坐。
三、日本留学时期……二十二至二十九岁……修养时期（一九〇二—一九〇九夏）
这期的大事是俄兵占领奉天，日俄开战，革命思潮起于全国，和他个人关系较切的有章太炎师的下狱，徐锡麟、秋瑾的被杀等。
这留学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段：（一）东京弘文学院时期；（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期；（三）东京研究文学时期。
（一）东京弘文学院时期（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夏）
此时，我初次和他相识，他在课余爱读哲学、文学的书，以及常常和我谈国民性问题，这些已见于拙著《怀亡友鲁迅》，兹不赘述。他曾为《浙江潮》撰文，有《斯巴达之魂》、《说
》等（见《集外集》），
即镭也。
（二）仙台医学时期（一九〇四—一九〇六春）
他学医的动机：（一）恨得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以上两点，参阅《呐喊》序文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便知。但是据我所知，除此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宏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缠足女子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的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例如：
（1）见了绣花的弓鞋就摇头。（《朝花夕拾》一一四页）
（2）“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缠足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痛苦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热风》三五页）
（3）小姑娘六斤新近裹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呐喊风波》）
（4）讨厌的“豆腐西施”，“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呐喊·故乡》）
（5）爱姑的“两只钩刀样的脚”。（《彷徨·离婚》）
（6）“……女子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摇摇摆摆”。（《南腔北调集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他的感触多端，从此着重在国民性劣点的研究了。可见《呐喊》序文所载，在微生物学讲义的电影里，忽然看到咱们中国人的将被斩，就要退学，决意提倡文艺运动，这电影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唯一的刺激。
（三）东京研究文学时期（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夏）
一九〇二年的夏天，留日学生的人数还不过二、三百，后来“速成班”日见增多，人数达到二万，真是浩浩荡荡，他们所习的科目不外乎法政、警察、农、工、商、医、陆军、教育等，学文学的简直没有，据说学了文学将来是要饿死的。
然而鲁迅就从此致力于文艺运动，至死不懈。
此时，他首先绍介欧洲新文艺思潮，尤其是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文学。有两件事应该提到的：（一）拟办杂志《新生》；（二）译域外小说。这两件事说来颇长，好在他令弟知堂（作人）所作的《关于鲁迅》（二）（《宇宙风》三十期）文中已经叙明，我不必重复详说，只略略有所补充而已。《新生》虽然没有办成，可是书面的图案以及插图等等，记得是统统预备好了，一事不苟的；连它的西文译名，也不肯随俗用现代外国语，而必须用拉丁文曰VitaNuora。后来，鲁迅为《河南》杂志撰《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坟》），绍介英国摆伦，德国尼采，奈宾霍尔，瑙威易卜生及俄国，波兰，匈牙利的诗人等。《域外小说集》初印本的书面也是很优美的，图案是希腊的艺术，题字是篆文“域外小说集”，纸质甚佳，毛边不切。
大家都知道《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急先锋。它的民七一月号，胡适之的《归国杂感》，说调查上海最通行的英文书籍，“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想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shekhou和Andrejeu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殊不知周氏兄弟在民七的前十年，早已开始译Tshekhou和Andrejeu的短篇小说了。
鲁迅实在是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个人。
总之，他在游学时期，用心研究人性和国民性问题，养成了冷静而又冷静的头脑。惟其爱国家、爱民族的心愈热烈，所以观察得愈冷静。这好比一个医道高明的医师，遇到了平生最亲爱的人，患着极度危险的痼疾，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一心要把他治好。试问这个医师在这时候，是否极度冷静地诊察，还是蹦蹦跳跳，叫嚣不止呢？这冷静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刻的根本原因。
四、杭州绍兴教书时期……二十九至三十一岁（一九〇九夏—一九一一冬）
这时期的大事是辛亥革命。
民元前三年夏，他因为要负担家庭的费用，不得不归国做事了。在杭州任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一整年，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一年余，革命以后，任师范学校校长几个月。
在两级师范教化学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件事：“他在教室试验氢气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了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见前两行只留着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所以孙春台（福熙）的《我所见于“示众”者》里说：“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氢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裂的知识，他不至于炸破手。……”（民十五，五月，《京报副刊》）
五、北平工作时期……三十二至四十六岁（民元—十五年秋，即一九一二—一九二六秋）
这期的大事，国内有民元中华民国成立，民四日本二十一条的威胁及洪宪称帝，民六张勋复辟运动，民十四孙中山先生逝世及上海五卅惨案，民十五北京三·一八惨案及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外有世界大战。(www.xing528.com)
元年一月，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之招，到部办事，公余老是抄沈下贤的集子。一日，曾偕我同董恂士（鸿萋）去访驻防旗营的残址，只见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场，偶尔剩着破屋几间，门窗全缺，情状是很可怜，使他记起了从前在矿路学堂读书的时候，骑马过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扬鞭穷追，以致坠马的故事。
同年五月，到北京，住绍兴会馆，先在藤花馆，后在古槐书屋，这便是相传在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从此多年没有人要住的。八年移居八道湾，十二年迁寓砖塔胡同，十三年移入宫门口西三条新屋。
在北京工作十五年，其间又可分为前后两段，以《新青年》撰文（民国七年）为界，前者重在辑录研究，后者重在创作。
前期住在会馆，散值的工作是：（一）抄古碑，（二）辑故书，这二事可参考知堂的《关于鲁迅》（《宇宙风》二九期），（三）读佛经。鲁迅的信仰是科学，不是宗教，他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作人类思想史的材料看，借此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就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
至于他的创作短篇小说，开始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号的《新青年》，正值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其第一篇曰《狂人日记》，才用鲁迅作笔名，“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的创作力好像长江大河，滚滚不绝。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使他成为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战士。现在时间有限，我只就《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作个举例的说明而已。
《狂人日记》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掊击礼教的。据鲁迅自己说：“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C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参阅《中国新文艺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是实实在在的话，试问读到篇中所云：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又云：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有谁不感到礼教的迫害，有谁不想奋起而来攻击呢？他的其余作品有好多篇仿佛可作这《狂人日记》的说明，《祝福》便是一个例子。《祝福》的惨事，不惨在狼吃了阿毛，而惨在礼教吃了祥林嫂。
我那时在南昌，读到《狂人日记》就非常感动，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很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两个字颠倒过来，堂和唐两个字同声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鲁，唐，又都是同姓之国也。可见他无论何时没有忘记破坏偶像的意思。
《阿Q正传》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在描写中国民族的魂灵。知堂在十一年二月十九《晨报副刊》上说过：“阿Q这人是中国人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他）承受了噩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名称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仲密：《自己的园地八》。后来印成单行本的时候，这一篇未见收入。）
《阿Q正传》，发表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到现今是整整的十五年了。我每次读到它，总感觉一种深刻和严肃，并且觉得在鲁迅的其余作品中，有许多处似乎可当作这篇的注解或说明来读，因为描写阿Q的劣性仿佛便是描写民族的劣性故也。现在随便举出几点，彼此参照，便可了然，例如：
（一）自大 阿Q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宛然是以“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负的国粹派的口吻，鲁迅所时常指摘的：“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粹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热风》十八、十九页）
（二）卑怯 阿Q“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试读《随感录》四十八有云：“中国人对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热风》四三页）还有《通讯》云：“先生（旭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认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华盖集》二十二页）还有，《忽然想到七》有云：“……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华盖集》五七、五八页）
（三）善变——投机，迎合取巧 阿Q本来是深恶革命的，后来却也有些神往，想“革命也好罢”……试读《忽然想到四》里的话：“……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华盖集》十二、十三页）还有《算账》里说：“……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花边文学》七九页）
（四）自欺——精神上的胜利法 阿Q在形式上打败之后，有种种妙法以自慰：或者算被儿子打了，或者说自己虫豸好不好，或者简直自己打两个嘴巴，就立刻心满意足了。这类自欺欺人，别设骗局的方法，在士大夫之间也何尝没有？“……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藉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坟·论睁了眼看》）此外，描写着的劣性还很多，限于时间，不及备举了。
十五年“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奉军进京，有通缉名单的传言，我和鲁迅及其他相识十余人，避居D医院的一间堆积房里若干日，鲁迅在这样流离颠沛之中，还是不断地写文章，《朝花夕拾》里的《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都是这时的作品。
这期的重要创作，已经结集者有：
小 说 《呐喊》
小 说 《彷徨》
论 文 《坟》
讲 义 《中国小说史略》
散文诗 《野草》
回忆文 《朝花夕拾》（前半部）
杂感集 《热风》
杂感集 《华盖集》
杂感集 《华盖集续编》
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四十六、四十七岁（十五年秋至十六年秋，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时代背景是宁汉分裂，国民党清党运动。
这时期虽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鲁迅感触多端，不很开口，“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因之，生活极不安定，宿舍屡有更变。在厦门四个月，因为“不合时宜”，搬来搬去，终于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虽对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气也不甚感动，所不能忘怀的，倒是一道城墙，据说是郑成功的遗迹。“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华盖集续编》二二二页）到广州后，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仍旧合居。“……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
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小约翰·引言》）诸位请读《两地书》，及《三闲集》里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便可以知道那时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等，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这期的著作如下：
通 讯 《两地书》（与景宋合著）
回忆文 《朝花夕拾》（后半部）
杂感集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附在《华盖集续编》之后）
杂感集 《而已集》
讲 义 《中国文学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至五十六岁（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即一九二七—一九三六）
国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济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后东四省的沦亡，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之战。
这十年之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鲁迅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上海文坛的浅薄空虚，一点也不肯放松，挺身而出，“奋笔弹射，无所避回”，于是身在围攻，禁锢之中，而气不稍馁，始终奋斗，决不屈服。这时期可以称为短评时期。他的短评，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诗，精悍无比。不识者奚落他，称之为“杂感家”，殊不知这正是他的战士生活的特色。他不想做什么领袖，也没有“藏之名山”的意思，以为一切应时的文字，应该任其消灭的。《热风》序文里说得好：“……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他的十多本杂感集大都是应时而作，只要时弊快快去掉，则他的文字本来愿意欢欢喜喜地消灭。
上海不是个好住处，不说别的，单是空中的煤灰和邻居的无线电收音，已经够使他心烦气闷了。他常对我说，颇想离开上海，仍回北平，因为有北平图书馆可以利用，愿意将未完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写成。它的大纲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无邪》、《离骚与反离骚》、《药与酒》……他的观察史实，总是比别人深一层，能发别人所未发，所以每章都有独到的见解。我们试读《而已集》里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窥见一斑。这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的一段，思想很新颖，议论很透辟，将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发露出来，成了完全和旧说不同的样子。我正盼望这部大著作能够早日观成，不料他竟赍志以殁，连腹稿也同埋地下，这是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近年来，他写文章之外，更致力于大众艺术和大众语文。前者提倡版画，因其好玩，简便，而且有用，认为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他个人首先搜集了许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时借给别人去展览，有时用玻璃版翻印出来，如《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使艺术学徒有所观摩。一面，在上海创办木刻速修讲习会，从招生以至每日的口译，都由他一个人担任的。这个艺术现在已经很有进步，可以说风行全国了。后者是鼓吹大众语，因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他说：“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论大众语》）
本期的重要著作，列举如下：
杂感集 《三闲集》
杂感集 《二心集》
杂感集 《南腔北调集》
杂感集 《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
杂感集 《准风月谈》
杂感集 《花边文学》
小 说 《故事新编》
杂 文 《集外集》
此外，近年散见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曾由他自己结集起来，否则一定又添了一个有趣的书名。有一本题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鲁迅杂文集》，在他逝世的一个月—十月印行的，编次甚乱而销行甚广，决不是他自己编订的东西，前面既无序文，书尾也不贴版花。自从他一去世，投机取巧的市侩，东抄西撮，纷纷出书，什么《鲁迅自述》啦，《鲁迅杂感集》啦，《鲁迅讽刺文集》啦，《鲁迅最后遗著》啦，陈列在书摊上，五花八门，指不胜屈。更有无耻之徒，冒名取利者，将别人的作品，换一个临时封面，公然题作“鲁迅著”，例如《活力》、《归家》等等，尤其可恶。请诸位千万注意，别去上当！
以上所谈，只关于他的创作方面，至于翻译，已经印行的不下三十种，工作也极其认真，字字忠实，不肯丝毫苟且，并且善能达出原文的神旨，这也是译界中不可多得的珍宝。
总之，鲁迅无论求学，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诚和挚爱的态度，始终如一，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一定会感觉到的。他的勤苦耐劳，孜孜不倦，真可以忘食，忘寒暑，忘昼夜。在广州住白云楼的时候，天气炎热，他的住室，阳光侵入到大半间，别人手上摇着扇子，尚且流汗，可是他能在两窗之间的壁下，伏案写稿，手不停挥；修订和重抄《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花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等等。蛰居上海以后，为生活费的关系，勤劳更甚。书案前一坐下，便是工作；工作倦了，坐到案旁的一张藤躺椅上，看看报，或是谈谈天，便算休息。生平游览极少，酬应最怕，大抵可辞则辞。衣服是布制的；鞋当初是皮的，十余年来是胶皮底帆布面的；卧床向用板床，近十年来才改；写字始终用毛笔。除了多吸烟卷而外，一无嗜好。他至死保持着质朴的学生时代的生活。
他的真挚，我不用说别的，就在游戏文字里，也是不失常度，试读《我的失恋》，便可知道。这本来是打油诗，其中所云：“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野草》十一至十四页），似乎是信口胡诌了，其实不然。要晓得猫头鹰，发汗药之类，的确是他自己所心爱的或是所常用的物品，并没有一点做作。
他的富于友爱，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帮人的忙，济人的急，尤其是对于青年，体贴无微不至。但是竟还有人说他脾气大，不易相处，这是我所不解的。
他这样地牺牲了个人生前的幸福，努力为民族的生存和进步而奋斗，患肺结核而至于医师多次警告了，还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赶快做”，真是实践了他卅五年前所做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
我说过：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现在话已说多了，就引用他的“自嘲”诗中的两句作为今天谈话的总括罢：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上句表冷静，下句表热烈。关于上句，请参阅“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坟·写在坟后面》）下句请参阅“救救孩子”（《狂人日记》的末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又景宋的哀诗所引用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是奶。”即使在“自嘲”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伟大来。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1937年1月16日、2月16日北平《新苗》月刊第十三、十四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