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访钟楼记
黎锦明
一
“边格？边格？”
“我们来看看鲁迅先生的。”
“鲁迅？冒各人呕——”
“他就是周树人，新来的文科学长。”
这当时就将下颚向左面的夹弄一指！两客人随即往那点走来。
夹弄不很长，可是黯无光线；楼板也因年久不修，踩起来喳喳的发响。再拐弯，那底端便现出两张一关一闭的门。两客人走近去，向木壁上敲了两下，登时那开着的房门里走出一个加拉罕式的西服中年。这高一点的客人——不用说，就是著者自己——立即高声说：
“呃——伏园先生。这回倒碰得不算很巧。……我知道你一定和鲁迅先生一块待着的。……这位，说来大概也是熟人——招勉之，在北京时，是《莽原》的中坚分子。”
伏园跟勉之君拉了拉手，懊丧似的说：
“鲁迅先生刚出门。早来五分钟就见着了。他大概……跟景宋女士一道，买什么东西去了。在这里坐一下吗？”
我和勉之君在那间后厢里停留一会儿。房很窄。桌上摆了一包花生米；窗台上，许多用剩下来的铜子，和小钱摊子的柜上一般稠密地堆着。这是孙伏园君的老套；他是喜欢跑街，吃点心，花很多的零用钱的。剩下来，就这么如山般堆着。
那时，伏园先生是知道我在海丰过着国文先生的生活的。因为我于十四年秋离开上海，到广州时，恰巧在海珠公园附近的广泰来旅店遇见了他。这里，不妨还补上两句，我的那些同船人们中，还有位新在离沪时认识的，跟鲁迅先生同享盛名的郁达夫先生。在鲁迅没有来广州前，中山大学的文科学长由王独清担任（代理了去从事北伐的郭沫若），郁达夫就是那里的教授之一。……我们下了船，达夫便回学校去了，我停在广泰来旅店。伏园也恰在第二天来这里，这时，从他口中，我就知道鲁迅先生预备来广州了。虽然我在不久的日子就离开广州，应海中之约，但广州于这年内突然成为新时代作家的荟萃地，在一班革命青年的热潮中更增加了热烈，已毋待再述了。
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中山大学的钟楼，踱过了操坪，在附近的街道漫步了一会儿。
街上显得倒比平时冷静；除开来往驰突的工农会的宣传队汽车外，商民和住家户都是悄悄无声的。时候在严冬，广州是照例没有冬的景象。树木黄落了，但风是温煦的，早在预备着初春的降临了。
踱了一两条街，我们向伏园问到鲁迅先生的近况。一提到鲁迅，他就带些拘谨：
“倒没什么……他到广州来，厦门也一样，不比在北京，不大肯说话。每天来看他的，照例不会少，他总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他曾对我说，已经在事实上革了命，口里就用不着多讲了，自然，这也有道理：革命不是用口讲的。”
“生活习惯合得来吗？”
“也还好。忙一点，可是在厦门也一样。这里比厦门又好得多了，这地方是可以讲话的，厦门倒是压根不能讲话的。……不过，早两天，他有一次——我们一道——出游，在东山的路上，一不小心，把脚踝绊伤了，好几天没有出门。我们都几乎替他很担心……”
伏园先生是怎样在爱护着这时代的骄子。我们不必担心：会见伏园，就等于探到鲁迅的生活大部了。我们很带兴趣，再回到中山大学门口，就终定过两来访候。
二
我和勉之君寄寓在一位中大数理科的教授何君家里。第二天，我搬到一家书院（即广州的公寓），就约定勉之再次到中大的钟楼来。
这次，伏园不在；我们敲着前次关闭的门，里面立即有一个形貌有点疲弱——或者竟带些苍白——的半老人，着身布袍，胡须和头发显得过度的深，来到门口探视。我当时就说，“您就是鲁迅先生吗？”这半老人带些谦逊之情之时，我们随即通了姓名，走进厅，由他的指示在靠窗的桌旁坐了。
这时，景宋女士也在，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大约是她的亲属。方桌上正用酒精灯烧着开水，刚用罢的午餐正在检点着。这些午餐，大约是景宋女士自爨的，——我们所测，倒不是鲁迅先生认真的俭约，都是这时期的伙工正在身价高涨，不易为人劳动的。
不用说，我和勉之，对于这时代的前锋，是怎样的怀着神秘的敬意。我们都在竭力向脑间搜罗所预备要说的话。我就问他来广州的日期，——这是不必要的，但姑作起首。
“已经半月了。”
他说时，在对壁的床沿坐了；似乎很带些特别的感想。我们都是在北京读过他的《高老夫子》、《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这些以惊奇题材出现于大众的作品来的，同时，我们（我在《京副》、《晨副》，勉之在《莽原》周刊）也一同呐喊过来的。这些印象——大约已在他的脑中涌现了。当我再问——
“你在广州觉得愉快吗？”
他听了，暴突的笑了，用一种特殊手法攀着床柱，带些忸怩：
“不能说愉快，也不能说不愉快。我觉得这地方还好……”(www.xing528.com)
他说话很带分寸。大前提似乎不愿牵涉到目前的事。“革命”两字，在当时已经谈得过于响亮，过多，我知道鲁迅是不轻易抄袭这些话的。但我终于立即把“革命”问题提出来了，因为到广州，似乎再没有旁的话能切合我们的身份。
鲁迅听了，带些思索：
“我听见到的，这里的工人，似乎还不大知道革命要做些什么。口里讲，实际并没有做。不过要认真做起来，也许很不易……我跟伏园讲过，很巧——他也有这种感想。”
“我们想，您大约能负一下这指导责任。”
他当时有些慨然：
“我们都这样想过来的，可是，这种事不会分到我身上。”
他随即起身，拿起了一匣“双凤牌”的纸烟，及至发现我们手里另有烟拿着，他就停下来，划了火柴，自吸着，意思像预备来个段落。我们都知道他的烟癖重，一天至少得六七十支，如果吸“百雀”，已算小小的浩费了。这一点，鲁迅先生的确是平民化的。
正待再继续，门外的楼板杂沓的响了。伏园先生跟另外三个西服的新闻记者——其中一个，是我四个月前过广州时认识的梁式君，梁君任着《民国日报》副刊的编辑，这回来，不用说，是预备出“欢迎鲁迅专号”而来的。当时，鲁迅起身招待他们，不待他们坐下，就半面对梁式，半面对伏园说：
“这问题，我是无可无不可，但不过……总未免近似过甚——我自己呢，既非党的首领，更非任何要人……”
这串话，他是用半绍兴口白滔滔说着的，并不曾下段落，像出自他有什么重要谈话的一种习惯。
三个新闻记者同时热烈的嚷着：
“那么我们请鲁迅先生写一点文字……”
鲁迅和负着什么债似的：
“这个我已经在考虑……”
“嘿，周先生，”这新闻记者用广州腔，“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广东人？”
“那岂敢，”伏园先生就插进一句，“周先生身体精神都不很健康，倒也许有之。”
“不多呵，几句话就行呵——”
“让我考虑，让我考虑。”
鲁迅说，还不待坐下，有一个校务员忽在门旁出现了，恭谨的伫立着，手拿着一张纸条。他起身来，这校务员就走到旁边来。看了看这条子，鲁迅说，带一点烦倦：
“我不能到。这事用不着我到会。”
立即，这校务员半鞠躬的，唯唯的走了。
当时梁式君就转舵说：
“周先生的北京话很纯熟。‘用不着’，这里叫‘毋色’（毋须）。”
话就由此拐到广州生活，目前政局，只听见伏园先生满口的“麦克唐纳”“麦克唐纳”……
我不很明了那时政治，似乎落空了，就和勉之君照会了一下，向室中人致了致意，告辞了出去。
鲁迅先生送到房门口，说：
“照例不送了，这几天腿的创伤总是不大好……”
我们都熟稔过鲁迅的癖性的。我们开怀的下了钟楼，出校走了。
（1936年12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十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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