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鲁迅
杨霁云
噩耗传来，巨星殒落，鲁迅先生竟于十九日晨五时廿五分继高尔基而溘然长逝了！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界一个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不，是中国民族革命战斗进行中的一个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二十日晨的《常州商报》看到了这个极简短的噩耗电讯，立刻愕然发呆，一块重铅将心压沉了下去，茫茫然无所之，空虚到堕入了无思想的深渊中。适又病剧，不克亲自到上海去临棺吊唁，作最后的一晤，真是此恨绵绵，百身莫赎。
近日屡次想动笔写一些哀悼文字，一举笔却又掷下了；一则神绪彷徨不宁，二则他在《死》的一文中亲自拟定的遗嘱三、四两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以他三十年来始终不懈，老而愈壮为民族，为人类奋斗，牺牲的精神，只要除了自愿做“内奸”和“奴才”的两类人以外，谁都感动到情愿做“糊涂虫”，拿他的遗训深刻地刊镌在心上，以他救人类的心为心，以他和丑恶环境奋斗的精神为精神；依着他生前战斗的步伐，更勇猛的向前进攻。
最使我慄然不敢动笔的是忆起他的《忆韦素园君》文中的几句话：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这几句在编印《集外集》的时候，我也曾引在“编者引言”中，可是在印成书的时候，却连内中九篇最重要的文章一起给检查委员抽去了。——
删去骨头而仅剩空虚架子，在当时检查者赫赫戒严下，这中内幕是读者受了损失后，还是不知道的。所以《集外集》出版以后，施蛰存既说“不值得付印”在前，宋云彬又说“不是佳作”于后。——现在虽死了仅几天，我想不久的将来，除纯诚纪念哀悼的文章，必定有鲁迅先生各种“谬托知己”文字在各式不同刊物上出现。当他以为值得悲哀的事加到自己身上，却固因死的掩护而不知的了。在我一个槛外旁观者，却未免有些悲哀的愤怒。忿愤社会恶势力的人已死，而社会上仍充满了一部分无聊和无耻者群。
我现在可仍然要“谬托知己”般来写一点记忆他的文字。但必须先声明者：我不是他的“知交”或“老朋友”。不过由爱读他的作品，敬仰他的人格，和他有时见见面或通通信，我视他是一位尊师的关系而已。
今天翻展一回他的书简，觉得内中颇有几段论及他自己早年文学生活的历史，这是外间很少有人知道的。盖棺论定，在研究死者全部生平的作品或思想专著的人，或有一知的必要吧！所以写一点出来作纪念，间或述写个人间小事，则为述者欲藉此文字发泄，假此或可稍舒哀思。——虽后一种的动机是不十分光明的。
我和鲁迅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晚的几位私人聚餐间。那次李儵也在其中，他还因在《涛声》写了：“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的魏延”的几句话而引起杨邨人的公开信，这信和鲁迅的答信后都收入《南腔北调集》中。那次因是初次会面，大家谈话未免有些拘束。他谈起早年的历史说：“我也曾学过海军，现在知道的人是很少了，一般人都以为我仅学过医学，校名雷电，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后来又谈了一会白莽、柔石的死事。这次鲁迅给我的印象，是两颗绍兴人所特有光亮闪烁的眼睛，充分射着热烈和诚恳。谈锋在严肃中时杂以诙谐——这才是真正的幽默吧！我还记得他说：“中国人喜欢捧，所以对黄河也是不用挖而用捧的手段去决堤坝来对付，哪知河道是不喜欢捧的，结果河底高于城墙，一旦水势猛烈，尽成泽国。”——那时华北正闹水灾——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后来第二次在内山书店晤面，方才看清他一如某作者所记的足穿陈嘉庚黑色橡皮鞋，吸的是品海牌纸烟，就同到书店对面一家外国咖啡馆小坐。他说：“这店主人在上海的很少，是位希腊人。我在‘一·二八’战争时，就由闸北迁移住在这个店的楼上。”又谈及“邻邦捉到左翼犯人，是给他们穿一种胸部特别狭小的衣服，令其渐渐自然死亡。”
其后因编《集外集》事，常常讨论到他早年文学生活情形，现尚存许多珍贵的资料，保留在信简中。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的信中说：
我的不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大约不多，其中有些是遗漏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因为自己觉得无甚可取。《浙江潮》中所用笔名，连自己也忘记了，只记得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
》（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情形，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攻击我的人物如杨
人者，也一向就有，只因他的文章，随生随灭，所以令人觉得今之叭儿，远不如昔了，但我看也差不多。
又同年同月十五日信：
《小说林》中的旧文章，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了。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我因为恽铁樵没有编过《小说林》，疑心他的第一篇小说揭载的是《小说月报》，就写信去问他，廿（二）日的回信说：
未印之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但以别种化名，发表于《语丝》，《新青年》，《晨报副刊》而后来删去未印者，恐怕还不少；记得《语丝》第一年的头几期中，有一篇仿徐志摩诗而骂之的文章，也是我作，此后志摩便怒而不再投稿，盖亦为他人所不知。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因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报上是登载过的。……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之处，恐怕不是《小说月报》，倘恽铁樵未曾办过《小说林》，则批评的老师，也许是包天笑之类。这一个社，曾出过一本《侠女奴》（《天方夜谈》中之小段）及《黄金虫》（A.Poe作），其实是周作人所译，那时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做学生，我那一篇也由他寄去的，时候盖在宣统初。现商务印书馆的书，没有《侠女奴》，则这社大半该是小说林社了。
后来我知道《小说林》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凡行十二期，黄摩西编辑的。时期相合，他的文章大概载在其中，我所有的《小说林》既不全，一时又无从借取，故《集外集》中没有收入。《语丝》中关于志摩的文章，我从《鲁迅在广东》书上撕下寄给他改正，因过长未重抄一过，原稿送检查会审定时却给抽去没收了，现在想来真可惜得很。其余被抽禁的，有《今春的两种感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北平五讲中的讲演改正稿，送去被抽禁没收的均系抄录副稿。在去年（一）二月间致我的信中：
……三月以后，拟编去年一年中杂文，自行付印，而将《集外集》之被删者附之，并作后记，略开玩笑，点缀升平耳。(www.xing528.com)
又另一信云：
……《启事》及《来信》，自己可以检得，但《革命文学……》改正稿，希于便中寄下。近又在《新潮》上发见通信一则，此外当还有，拟索性在印杂文时补入。……俟此文（指文学上载的《病后杂谈》——云注）发表及《集外集》出版后，资料已足，我就可以作杂文后记了。
又
再：先生所作《集外集》引言，如有稿，乞录寄，因印《集外集》（此非真名，真名未定。）时拟补入也，又及。
所以几篇改正原稿我都寄给他的了。我望最近的将来能有印出的机会，这几篇文字是积了无数青年的血写的，对于青年极有用处，我以为。
这次死讯传来，殊出意外，我也几有不敢相信的模样。因为夏间虽知道他病重的消息，可给已告痊愈的音讯取消尽了，那里会料到突然发生这样变故呢！他近几年来身体的不大健康，时时多病，我早疑心他有胃肠病或肺病。有一次在谈话中乘间问他的酒量何如？因我以为绍兴产酒，绍兴人的酒量大致都很不差，胃病和多饮又颇有关系。他似乎有些觉得我的用意，就笑说：“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气候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我当时听了为之凛，想不到先生幼年的生涯竟如此凄惨！后来在信件来往中，我时常提起他的健康问题。他于去年一月中信上说：
上海天气已冷，我亦时有小病，此年纪关系，亦无奈何，但小病而已，无大害也。医言心肺脑俱强，此差足以慰锦注者也。
他还说肺强。直到今年夏天大病后，掩饰不掉了，在八月廿八的信上方承认说：
……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的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就可停止了罢。
那时我想到上海去探视他一下，他在信上说：
再：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了。
谁知竟成谶语，在十月中竟长逝而一瞑不视了呢！痛矣。
至于他在文坛上的功绩，对青年巨大的影响，摧毁旧环境的勇猛，操守的坚贞，谈的人已很多，将来也自会有人作有系统专门的研究，姑置不论。至其愈老愈迈进的精神，在中国也无第二人，只看一九二八年顷一批自称革命文艺的青年，骂他是“有闲阶级”、“醉眼朦胧”的人目前都退降隐消到哪里去了。孤军奋斗，荷戈呐喊至死了还仅有他一个“老人”。我们青年除愧死外，并应悬作永远的典范。
他的杂文除一贯前进的思想外，其凝炼字句，深刻的嘲讽，诙谐的风趣，无往而不流露着，活跃着。最好的形容词，我很同意某君的：“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丝丝尖利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的几句话。在将来整理鲁迅全部著作的人，我却有一个建议，就是将历来骂他、诬蔑他的文字，一律收集附入有关系的文章后，或另印一编作附录，《三闲集》序言中说：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
《题未定草》第八节中说：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的报复。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他在致我的信上也曾说过：
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
可知这事他“遗嘱”虽未曾提及，他的“遗志”确是要这样做的。这是明知范围过大，关系复杂，牵涉过多，要得罪也不少；然而这一些文人和文字的障碍都打不破，难道还说得到解放民族等大问题吗？我们要学鲁迅，要学他那种百折不回的勇气，嫉恶如仇的精神。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1936年12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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