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粟
今年——一九三六——元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到上海去一次。在我动身的前夜我去找KH先生，向他打听打听关于上海的情形。KH先生向我说：
“正好求求你，你给鲁迅先生带去一点小米——他是爱吃小米粥的——顺便你可和他谈谈，教他指示一下关于上海的情形。我离开上海很久了，——真是个鬼地方！”
我听了KH先生的话非常高兴，第二天上火车之前我便跑到他那里取了一袋小米。
到上海后安顿好行装就提着这袋小米去到内山书店。（因为听说鲁迅先生是常在那里着）但是不巧得很，鲁迅先生刚刚来过走了。不得已我只好留下一个字条翌日再来。
第二天我照着字条所约定的时间又到内山书店去。为了恐怕失望，在路上我故意延长了一点时间。但是我到了内山书店已经看见一个老头坐在那里，没有错那正是鲁迅先生，和我们在照片上所见的差不多，短短的头发已有些苍白，但胡子可还是那么黑。
他手里燃着烟卷正在和内山先生谈话，看见我这个不相识的青年向他走去，大概也看出了就是昨天留条给他的人吧，就从藤椅上站起来。
“周先生吧？我姓陈，KH先生的学生，KH先生有信给先生吧？”我说着，向他伸出了右手。他把烟卷从右手放到左手去，握了我伸给他的右手说：
“是的。几时到上海的？”他的语音真有点“南腔北调”。说着拉出一把藤椅让我坐了，然后就向坐在对面的内山先生、内山的太太用日本话说了一些什么。大概是向他们说明我的来历吧。内山和内山太太看着我点了点头，内山太太又倒了两杯茶，不，是两盅茶，给我一杯，另一杯给了鲁迅先生，他欠了欠身说一声“阿拉牙豆”就转向我问：
“×先生好吧？”他把烟烬丢了随着又燃起一支。
“还好。”我简单的回答。
这时书店内出来进去人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的人在书架上看书，但有的人似乎并不是看书，我开始感觉这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我从桌上放着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纸烟燃了低声的问：
“这里谈话方便吗？”
“不大好，等一下我们吃茶去。刚才和我点头的那个人就是日本领事馆的侦探。”
我这时不觉起了这样疑问：侦探，而且是日本领事馆的，怎么还和鲁迅打招呼呢？
以后我们谈了一些关于学校的情形就告辞了内山先生往吃茶的地方去。
有几辆友邦的唐克屁股接屁股横街穿过街，我不得不停了脚步回避，但鲁迅先生却像习惯了似的看也不看的走了过去，我跑着赶了上去，在一瞬间我看到鲁迅先生的颈后的筋肉，确是有些老了，一种莫名的悲哀遂掩上心来，为什么呢，自己也不大清楚。
到了一个咖啡馆，鲁迅先生向走上来的侍役说了一声，就又燃起香烟，然后把烟盒和洋火递了给我：
“北平的情形怎样？”他微笑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我想他的牙齿也许是假的。
“他们对待学生也只有用这种野蛮的手段。”
因为我是东北人，同时我又特别想起了东北，鲁迅先生也问起我一个东北人：
“田军你认识不？他也是东北人，他的《八月的乡村》看过吧？”
“看过了，非常感动。可惜这样书在北平买不到，我们学校只有一本，大家抢着看。”
“这本书原是说好了给××书店印的，可是以后他们又不敢印了，终归自己出版了，可是他们还不敢卖……其实呢，这本书并没明令禁止。以后就是由内山书店寄卖，因为这，领馆要查封它，因为那里骂他们天皇。”
说到这里鲁迅先生笑了，这时他一点也没有他文章中的锋利样子，完全是和善慈祥的老人。
“不过内山书店现在还在卖，果真的查封的时候再说。将来你回北平的时候可以带回几本。”
我这时不禁联想起刚才和鲁迅先生打招呼的领事馆的侦探。但是不等我发问，鲁迅先生又问他的东西在北平能否买到，我说可以买到的，但恐怕都是翻版，印的不好，错字也太多。
“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过翻印也好，大家能够看到就好，在这里简直就不准卖。”(www.xing528.com)
鲁迅先生稚气的笑了起来，绝没有一丝老人的表情。这时我乘机提起那侦探的问题。
“他们有些也是因为吃饭不得已才做那事，并不是存心作恶。譬如刚才那位，他有时甚至向我讲一些秘密。”
接着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文坛上的事，关于当时译文的停刊，以后我又向他问到关于几个人转向后的情形：
“丁玲呢，是一个字不写，一句话也不说。至于田×，×子已经拿钱替人家说话了，但是写出的东西也再没有人看了。”他的口音一在说急促的时候我就不能全懂，于是他就用大指在襟上画出一两个字，我才完全明白了，但是我想我们这两位文学家或者是暂时被迫不得已才那样做，但鲁迅先生是看到了真凭实据。
“里面的情形完全都告密出来，”这所谓里面是指着×联：“在声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吧？”
“这从来就是这样。”
我们又提到《死魂灵》的翻译，他说：
“翻译起来很吃力——你们的俄文学得怎样了？K先生的俄文是很好的。”
“普通书可以能看的，但要不住的翻字典。”
“哪能不翻字典，翻字典能看也就很好了。前几天，先生寄来一篇××，这是他的讲义吧？这篇东西很好。”
我们一连气吸尽了十几支烟，以后又谈了些关于上海一般的情形，最后不知怎么的就谈到了×××。
“×××本来就是流氓！”鲁迅先生站起来拿出一块钱付了茶钱，我们走出上了马路。唐克车没有了，却来了一群日本孩子，嘈嘈嘈嘈的笑着跑着。鲁迅先生指着那边的一座灰色的楼房说：
“这是‘一·二八’以后日本新建筑的兵营，这里面的驻兵就可以占领上海。”
说着我们又重回到了内山书店，他领我到书架后一个不受人注意的角落里，在那里摆着《八月的乡村》、《铁流》、《毁灭》还有一些别的中文书。他抽来一本《八月的乡村》给我说：
“你回去的时候带去几本吧。”
“我没有钱呢。”
“那不要紧，这里我还可以赊账。”
虽然这样，但我不好意思这样做，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回答他：
“这样书在路上恐怕也不好带。”
“那么你挑出来以后，我给你邮好了。”
他是如此诚恳。不得已我选出了一本《铁流》，一本《毁灭》，说是再来时把钱带来，他一边说不用，一边把两本书举起给书店的伙计看了看说：
“记我的账。”
我们一同出了内山书店的门，便分别了。
大约是一月后吧，这时候我已读完了《毁灭》，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版画展览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我去看了，在这里又遇到了鲁迅先生，这次他是同着一位朋友和他的太太、孩子。这本来在人多的地方，我想不打招呼，但是当我向里走去时他一回头看见了，招呼我，问问这些日的情形，我们才又分开看版画。他很注意地在看一篇尼泊尔建筑工程的彩色画。
此后我们又在内山书店会见了一次——这已经是我们最末次的会见了！因为当我要离开上海约定他告别的时候，这次去却是他的太太景宋女士。她说：鲁迅先生病了，不能出来，很抱歉。她说他已经预备好几本《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是他向她道：“在北平买不到的。”——等我回平后寄给我。最后她问我还要什么书，可以随便挑，不要客气。
我回平后不久，书就寄来了，立刻也就给同学分着拿走了。可是书钱却是一直收不起，当然也是拿书的几个同学太穷了。中间我曾给鲁迅先生去信告诉他这种情形一时不能付偿书钱，可是他的回信总是说：不要给了，这一点钱他还还得起。
在北大的一本《八月的乡村》在暑假时读者的签名已经有三百多人了，现在恐怕早已超过了五百，然而书钱是依然未付，可是鲁迅先生死了！鲁迅先生死了。
（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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