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鲁迅先生
黎锦明
一
顷间在公园与友人坐谈，正感觉着一种秋来时的落寞与萧瑟时，有个卖晚报的少年走到我们旁边，说是中国的大文豪死了，便不待我们开口，将一张报留了下来。我听了很惊讶，立即打开它一看，才知道死者不是别人，就是有了世界荣誉，统帅了十余年中国文学界的鲁迅。
和夜暮降临的情状一样，我沉浸在凄凉中有一个小时。早一两天，我还从《中流》上读他的随感录，知道他几分近况，仅仅这几天，他就离开了目前正待他发展的文学界去世，这是怎样值得悲悼的事。
悲悼鲁迅，纪念鲁迅，在我个人，倒不是，从前的作物出自他一系，也不因为他在《良友小说选》与我以赞辞，只是鲁迅本人的人格，思想、艺术的创造是整个应纪念的。他的死，在中国，自然和高尔基之于苏联是一样的损失。他比高尔基尤为重要的地方，他有学术上的莫大贡献。
我们不妨说——鲁迅的《呐喊》，仿佛《朝花夕拾》中的任何篇，都毫不逊于高尔基的早年作物《秋花》、《二十六男和一女》、《草原》、《在筏上》、《旅伴》等精美的艺术品的。虽然艺术中的人生观各自不同，但同样是给后期写实主义登峰造极了的。而高尔基，不及鲁迅之点，乃鲁迅不但为艺术家，同样是为中国知识界介绍欧洲文学最得力的人。他的美术思潮和小说史，也成了学术界无尚的贡献。
鲁迅的伟大，是无待于我个人的发掘的。不但中国，世上早已有了他的定评。从他的名字的出现，他的成功，他的转变，无论是出自何方式，但中国读者始终不曾离开他，忘怀他，失却对他的信仰。他的力量之大，是任何中国作家也不能比拟的，试想想他的死，是怎样一种震惊的事件呵！
我们不能失却对鲁迅的敬仰，乃在他始终保全一个有荣誉的人的光明态度。他是丝毫不改变文学上的衷恒的；他以一个失败的事业者，成功了的精神战士完成了他的一生，这和我们纪念屈原、贾谊、但丁、伏尔泰、雨果等人一样，是不带一点非过的观念的。
二
在这里，且提到个人熟悉鲁迅的经过。
民国十二、三年的北平，正是鲁迅以雄迈的姿态出现于大家的时期，许多怀慕他的作风的人们，我也是其中之一。十四年，到C城，半年后就在那里的中山大学钟楼上晤到他，和我同访者尚有招勉之，梁式以及那些把他奉做神明的青年人物。
我们所见到的鲁迅，是和蔼的，不时有点微笑，当谈话时。虽然那时他所表现的志愿似乎已仅在教学方面了，但还不曾失却文学者的旷达风度。我们都不曾感觉他有什么特异的癖性。他每谈两句，便有他的同乡孙伏园在旁代为申读。
那时中大的前任的文科主任是王独清，他顶替了郭沫若的位置，并没有把它弄长久，学生们就把鲁迅从厦门接来。我和招勉之正从陆安跑来，是专为看看这位鲁迅先生的；却都想不到和他思想截然不同，有那么和蔼，可是在东山所看到的和平诗人王独清，也想不到会那么咆哮狂跳。
如果鲁迅在中大待下去，大概也将以学者终其一生。他在厦门时，据他的杂文说，是“预备死下去”的，由厦门移到C城，大约也不外这意会。我记得当时有许多新闻记者向他索文时那种受窘的情形。他是一概拒绝作文的；但同时，学校教务会议，他也声明不到。这样的“迹近中流”，也许是他同样不愿在中大久待的原因，但他离开中大，倒只是为了半年后突生的政变。
这样，一朝“时代作家”荟萃的C城，已替换到S埠了。自然，鲁迅也从香港来住租界了。王独清主任时期的中大“名教授”郁达夫，穆木天，郑伯奇，成仿吾之流，已开始了和第二批创造社中坚冯乃超，段可情等的新理论相接近，鲜明的竖起了卜拉文学之旗，跟新办《语丝》的鲁迅作大规模的笔战。
那时，我也在S埠；但只是“小市民”，虽然和这两方的人物都熟谂，但不够明了这些理论的中心，但是无所偏颇。在笔调上，我觉得鲁迅是胜利的，他似乎也以此为自得。他算为文学而尽了不少的力量。有一次，我拿了一部创作稿《尘影》请他作序，他费了三天工夫，待我再去访他时，他有些婉谢的意思。他还不赞成这《尘影》中所写的是真实的。我便说：
“我个人对于革命的过程从无偏执的意见。政治这家伙我根本不懂得，不过小小村落中，有的是人力不及的黑暗现象，由这黑暗现象中所生的悲剧，自然是可取的题材。若仅看到身边的事，马路的光景，也许我们连描写‘一个人带手枪’都犯着写实主义的忌讳了。那是过于谨饬了的。”
这样，他才应允了替《尘影》作序。
不到两月，鲁迅被冯乃超说服了。他立刻成了卜拉文学的赞助人之一。
在当时，卜拉文学算不了什么；政府对于言论界正在开放。许多青年作家成了集团。
以后的事，我已离开了S埠（民十七年）在河南，为了看绿装夫，两年就“落了伍”，直到十七年来北平，仅仅听说卜拉运动风靡了全国。二十年，在保定，不久就听到些特殊的消息。我写了封信去探问鲁迅，他的回信也不久到了，只是一纸的悲愤而已。
三
二十一年，重新到上海，鲁迅敛迹了。文学界的思想热狂也冷静了。虽然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还在执意恢复《语丝》时代的泼剌，但鲁迅似乎搁笔，不用原名写作了。
有一次，我在《时事新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提到作家们是用不着向政治力量来什么吉诃德的战斗方式的。这感想却给鲁迅先生看到了，他来了一个回复：(www.xing528.com)
“你这反贼！你也不是预备走我们这阵线来的么？……”
我自己很抱愧。的确——至今所以未能传授他的衣钵为愧。但这样，倒不一定是读熟了正统的“社会科学”书籍的原因，也不是拿了金镑的原因。更不是为了要研究学术。尤其不是世故经验。我们仅仅为了一点人生的艺术；是为时过境迁而发生些艺术的冲动的。
四
忽然间又是两年。
离开N市的前一月（本年七月），我在峨眉路的寓宅曾接得友人赵景深的信说：
“……鲁迅翁病了，几乎不起。现在稍微好了一点。你应当去看看他；你的作风跟他相同，有些地方又很相像，如看野兽电影片，几乎不间断……”
当时我回给景深先生的信，说不久就到S埠来，并打算送他些病中用的礼物。
可是我还是耽搁在N市有两星期之久，因为我在N市待着，有个小使命，不妨说是为文学界，尝试找个合作机会的。
那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文学界的散漫情形。这种散漫也只有延长下去，不会有什么团结和整顿。作家们，深中了传统的习惯，只会讲，不会将就一点做，大好的路线，每每因些狭隘的观念忽略下去。
N市的CN部里，有个文艺科，不用说，正需要拿出些机会来做事的。文艺界是一种自由职业，当此民营事业凋敝之时：作家们说大话，早经动摇了；旁的文化界，自有他们的体系，是很难成全文艺界的合作的。那末，只有让几个有老作家头衔的人牺牲些时下的政见，团结起来，跟CN部的文艺科相前提携，再从而组织个大规模的作家集团，再从而定出来一种范围，较大的文艺政策，让几个有成绩老作家做中坚，享受些殊异的待遇；次一点的，印书，办杂志，由会中出版推销，与以保障。虽然这办法抄袭自苏俄，但内容不同，思想表现亦不同，可是文艺界那种被人目为“清流”，“异动”的情形，大可免除了。
我在N市进行这事，差不多有半年之久。我找了许多CN部中文化事业方面的主持人物，他们也大半接受了。可是事搁浅了；中日问题正严重着，来提倡文艺，名义当属过早；同时一般人还不免怀疑沪平的作家，是否能牺牲成见，在一个名义下团结。
这事搁浅了，自然还不至停顿。我们承认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人都是在现政府未成立之前有历史关系的，虽然那时倾向不同，但最近因为民族大众文学之提倡，已显然成了一个战线中的人物了。有些时下之士，斤斤以提倡科工救国为职志，以遏抑文潮，但科工发展是口嚷不出来的。文艺事业的发展也未尝有碍科学的成就。但阻碍自然还不免，可是我们想想这阻碍行动于科学事业并不会有什么好处时，这阻碍自必免除了。
我到S埠，找了三次鲁迅，他还在医院里，拒见任何宾客，旁的作家还缺少些号召力，他们也还没有跟N市文艺界接近的主张。接着“二十五年的民族大众作家协会”成立起来，可是跟这原意已分离，显然只自愿有那么个空洞名义而已。
我就离开了S埠。不久，又离开了N市。自然，一个人怎能多了公家名义那么闲待着？想不到这短短时期，鲁迅竟突离了这使命去世。
五
也许有人要把鲁迅看做中国的托鲁斯几派，蒲哈林派，那是比得过象了的。
也不能说鲁迅不曾做到教授，拿到年俸而那么转变的。他的确是忠于其所见，这是作家的光明行径，——这是我们这些小市民所万万不及之点。世上有些比他更激烈的人物如哈卜特曼，辛克莱，以老年失节而遭了遗忘的，但鲁迅，知道自己老了，既不能用特殊手腕活动年薪，也不能到处讲演来竞选州长，所以他失意以“成全荣誉”终其年，这光明伟大的态度，几乎只有拿托尔斯泰才可以比一下的。
虽然，在他的遗嘱中有一项——叫儿女“不作空头文学家、美术家”之语，但教养之事又是一义，与他个人是不相关触的。以我的意思，中国的文学家、美术家正不必因过去人物的潦倒而悲观到自身，只知一味向旁职团中鬼混。我们正有待于作大规模的团结，以免除过去时代的弊病。
有人说，——以鲁迅先生的地位，独不免有悔作文人之感，其他小喽
，更何堪设想？以我说，这是过虑，鲁迅先生毕竟是从政治场合中出身的，尝过拿年俸的风味。到老年，犹不得欢乐一堂，也许自觉这是文学干不得的结论。但我们得严重的想想：作家只是劳动者，是以荣誉代替大半物质享受的人，要想起楼房，天天珍馐海味，那是可耻的。一个作家，为了一些身边的不称意，而感叹自己的前程，这便证明自己首先放弃了使命，而受约束于物质奴隶的一观念之下。
如果我们能待大规模的文艺集团的组成，能有文人的社会生活，有作家的新邨，有新时代的广大读众，有机关为之推销，有健康，有较自由的两性精神生活，这文人还是大可作一下的。但这种理想，也只有文人作家自己先来建设。要努力，要放下一切成见，要先成为事实的奴隶，然后再谈理想。
我想这年头不久快到了。如鲁迅先生一样感受悲哀的，大可因事实的转移而改变了。
十七，十，一九三六。
（1936年10月26日《北平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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