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鲁迅先生的不懈奋斗及其思想影响

我与鲁迅的认识和来往

南　风

第一次认识鲁迅是由于读了他的作品。那时，我正读初中一年级，我们的国文先生把他介绍给我们了，所讲的一课书是《风波》。我记得先生在讲解之前，还写出一小段介绍来：“鲁迅，现代作家；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乃其笔名。周作人，周建人系其弟。曾留日学医，后归国任大学讲师，常为文，有《呐喊》、《彷徨》以及杂文集《热风》、《华盖集》等。”那时，我才只十四岁，因为省里面接收新文化过迟，连累我们在高小时没有看过几本新书。“化名”，我们一班学生全不大懂，因而也就更不解为什么把好好的周树人三字写成鲁迅的道理了。

可是那时我们已经读过叶绍钧的《隔膜》了，略略对于新小说有了个轮廓，而当我们读完这篇《风波》时，立时就比较出鲁迅和叶绍钧二者笔法的不同来；我们觉出前者是朴素的，后者则是尖刻周折的，篇中的七斤嫂，九斤老太，以及别个大小人物，虽然看来生疏，而其实好像正有些人是可以在自己的乡下找得出来的，至于描写的深刻，穿插的合适，叫我们在新小说中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从此之后，我们就开始搜罗鲁迅的作品读了，头一个自然跑不了《呐喊》，而《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便也深深的刻入我们幼小的头脑中。一下子，我们就厌倦起国文课中的经史诸传，而在要求先生来一个新的改革，那就是接受我们的意见，尽讲这类白话的作品，这类和我们有密切关系而又易于领略感受到有意义的作品。可是我们的国文先生没有答应，因为按照教育厅的规定，国文课全该讲解“文言文”，能够兼或讲《风波》，讲《隔膜》，讲周作人的小诗，已经就是越范了，若是完全换了教材，无异乏了他的饭碗，教育厅查觉之后是不会容他再教下去的。当他把这苦衷说出来之后，我们全班的人全引起怏怏的不快来。从此之后，我们的国文课常常潜伏着一种暗潮，说明白就是“新旧之争”，我们喜欢听白话文，我们也在着手作小说了，但一当讲授文言文或是作文言文时，人人垂头丧气愤愤不平。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大概看到这里的人也可以明白，那就是由于《风波》，——可以说由于《呐喊》的闯入，我们的读书界显然起了巨大的变动。于是，我们一一的认识了鲁迅了。然而，这仅仅是从作品中认识了他的文字及为人，总还像认得不甚透澈。自己时时在想，若是我能有机会认认鲁迅的真面目，不是更好么。

这想头，并未使我失望。从故乡的中学毕业后，就跑到上海来，后来鲁迅也来到上海，可是我们并未能见到面，一直到“一·二八”以后，因为职务上的关系，才有机会实现了从前的宿愿，其时在那时，人已经变化得不以见面为了不得的重要事情了；那时早就明白，见面又怎样，不是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真面目么。可是我们居然见面了，而且见面后还曾一道坐过很长的时间。

若是我的记忆力还不怎样坏的话，那我可以说，那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日子是哪一天，我可记不得，月份却是在四月。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气阴霾，末春的风吹在街上依然有着凉意，在四马路的书铺逛了两三个来回，看看快到了约定的时间，就走向那一个大的楼房中去。当我走到楼上时，屋子里已经先有四五个人坐在那里了，经一个熟友介绍，知道了那一个是批评家，那一个是小说家，那一个是有名的歌手，而他们对于我这刚刚在杂志上发表过两篇文字的年轻人，也露出无限的期望来。这不是普通的宴会，也不是请鲁迅先生来讲演，而是大家订好来在一道商量着一件事情。说穿了，那就是，在文化工作上，要怎样表现着我们的力量，怎样挥动我们的武器，以便和外部的帝国主义以及内部的第三种人的错谬理论奋斗到底所应取的策略！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因为只有一扇窗子，而且又需得关起来，所以稍较黑一点，可是我相信每人的内心全是光亮的，亮得比街上还亮。(www.xing528.com)

人，一个一个走进来，一张长方的议事案旁渐渐要坐满人了，最后，在人们的切盼中，鲁迅先生和另外两个人一道走来了，认得的不认得的人全站起来向他致敬，他在一派欢笑中入了座，同时，他手中香烟的烟圈也就一团团地在屋子中飘摇起来。自然，这中间需要有一种介绍的他对于我们三四个比较年轻而在文学上不过才稍稍露面的人，很老实地说道：“中国××文化运动，将来全背在你们的肩上，你们的责任重得很。切不可忘记我们共同的使命和任务。”于是，我和数年来盼望中的鲁迅先生见面了。鲁迅先生的面孔，和这几天报纸上翻印的差不多，不过那时人瘦一些，那么也许这些天报纸上的相片是他前些年拍过的也说不定。但他的精神却异常健在，一直坐了四五个钟头，我这年轻人似乎都感到疲乏，而他却静静地坐在那里，滔滔不绝地发着言。他比谁都兴奋；他的香烟抽得很厉害，一直到完，就没有断过，吸完这一支，即吸那一支，再吸第三支第四支……过后一看地板上堆了一小堆的香烟头。鲁迅先生的眼睛是非常尖刻的，虽然很小，但他如对你望上一两眼，你就会不自立地感到惭愧，若是他是个审判官的话，我想只要他的眼睛朝你一望，你就会心服口服从实招了供的，这恰如他的思想和他的笔一样，全是尖刻的，锋利的，对于敌人不容情的武器之一。

我还记得那次对于第三种人文艺理论的讨论，鲁迅发言最多，把那不正确的理论驳斥得体无完肤，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全是一根根的钢针，针针见血，非常中肯。他的态度也是非常严肃，他真如一个战士，正在朝着他的敌人攻击着似的。战斗的鲁迅，除了年纪老了之外，什么都不老，他实是一个老青年。临别时，他频频叮嘱我们，一定要坚固起自己的笔，充实个人的生活，以便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笔杆就是我们的武器，磨光磨亮以便抵御着敌人的进攻！对敌人的进攻，绝对不能容情，绝对不能宽恕！从这次识面，使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鲁迅之为人，一为他的文章，一为他的思想，一为他的事业，他是个不知疲劳的战士！从此之后，我们之间没有第二次的会面机会。但这一次已经就够了。

可是我们却又有个第三次的书信上的来往，那就是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编辑一个文艺杂志时的事情。那时的上海出版界因为有个“图书杂志检查委员会”的组织，无论书籍杂志未出版前一概须将稿件送审，稍微有些被委员老爷认为不大合适，就给你抽去，扣留，或删节，那情形非常恶劣。我们的杂志请鲁迅作了一篇文章，因为属真名，被委员们抽去了，据说那一时代鲁迅以真名写出的稿子一篇都通不过，这事情鲁迅的近年集子中早谈过了。杂志没有办法，请他再作一篇文章来，他文章依时寄来。另外附了一封信，说以后这杂志顶好别登他的稿子，因为属真名，稿件通不过，属假名，与杂志本身不见有利，而且他还说，依他的经验，登他文章的杂志，大概就快寿终正寝。他那篇文章是骂第三种人的，虽然属了一个假名，依然不能通过，没奈何，只得把他的稿子给他寄回了。那杂志后来果然停了刊，在我离职后一月多，有一天收到他一封信，他要我寻寻审查的大样，究竟哪些地方是最犯禁的而被删，可是我没有替他找到，只回复他说删节最多的地方是骂第三种人最凶的处所，若是能将那审查底稿寻出送他，他恐怕还多作出一二篇文章来呢。自此以后，我和他再也未见一面，再也未通过信，而现在，他却长辞人世了。

死，本来人人均有一次，但有死得其时或不得其时两种，鲁迅先生目前实不该死，因中华民族处此危亡之秋，劳苦大众正在抬头之日，我们丧失一个导师，这是最不幸的损失，希望我们未死之人继续完成那伟大的事业，那么鲁迅先生也就死可瞑目了吧。

（1936年10月26日《北平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