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
鲁迅先生不但爱好文学，曾作文学方面的工作，他又爱好科学，不少时间用在研究科学上。他在南京学开矿的时候，不用说，曾学习矿物学、地质学、化学以及数学等科学。到仙台去改学医学时，又学习生理学、解剖学、有机化学等科学。这些学科是医学的基础，自己更读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阿·海尔脱维息的细胞学，梅契聂科夫的著作等。他不仅学习说明科学，又研究理论科学或生物哲学。这些书籍后来带到他的北平的寓所，至今大概还存在那里。
到了感觉到“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决计放弃医学，从事文艺运动的时候（参看许寿裳先生的《怀亡友鲁迅》——《新苗》第十一期），他研究文艺了，但研究科学的兴趣仍然保存着的。回国以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时，除了研究职务上所担任的学科外，又自己研究植物学。往西湖等处采集植物，亲自压制标本。他写信给我，叫我也可以学学植物学，因为这很有趣味，也很重要，特别是没有多大的设备也可以研究，材料又随地可以采得。民国前二年夏季，他从杭州回来，把采集的标本带回来，暑假中把未干燥的加以整理，已干燥的贴上台纸。这年秋季，他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教务长，兼任博物学的一部分功课，还继续采集标本。他住在学校里，我去看他的，他常在做显微镜下的工作。就是直到他最后一次的病将发生的时候还预备买一台显微镜，已病的时候，还讲起雪泼里著的《显微镜下打猎》的内容。他对于科学的兴趣始终没有衰。病中也还看生理学的书，说近代生理学的内容已和他当学生时学习的改变得大不相同了。
但到离开绍兴府中学堂，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时，因为事务更忙，遂不再采集植物了，闲暇时却计划出丛书，德文的书籍外，更买了些英文的，如《家庭大学丛书》等丛书，预备把好的选出来，邀集几个人来分头去翻译。但不久，他便往南京教育部，接着教育部迁往北平，他也就住在北平，出丛书的事情遂没有办成功。采集的植物标本，一直保留在家里，直到迁居北平时，他回来接家眷，和他商量的结果，和我采集的一些一起送给本地的学校了。(www.xing528.com)
大约一九二七年，他从广东到上海，住在横浜路的景云里，不久便和我讲起想译法布尔的《昆虫记》。他说在北平时曾看过几本法布尔的著作，觉得很有趣，把他的《昆虫记》译出来给青年看看是有益处的，所以应该找点闲暇来翻译。但他没有闲暇，他编《奔流》等杂志，翻译文艺方面的文章，又读文学及社会科学的理论等书籍。并且搜集材料，想编中国文学史。但翻译《昆虫记》的事情并没有忘记。生病以前的几个月又几次讲起想翻译《昆虫记》，终于决定和我共同来翻译。先去买英译本，是预备给我参考用的。这书在他的病前和病后陆续寄来，但只到了十二册，还有三本（其中一本是著者的传），因为出版家已卖完，没有寄来。他预备托人向旧书店去买旧的。但不久，鲁迅先生竟因自己也料想不到的这一病，在曙光将明的时候和我们永别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昆虫记》和别种要做而没有做或没有做完成的工作遂都留给了现在活着的人和正在长大起来的青年们。
鲁迅先生健康时和病中的时候，除掉讲谈科学方面的问题、帕扶洛夫的学说等之外，别的意见还很多，例如，在去世的数天以前，他讲起印阔书，他说不知道的人也许以为他有闲，所以做这种玩意儿；实际上他印阔书无非想读者珍重一点，留传得久远一点。讲到章太炎时，他说他先前曾从事革命，下过几次狱，但并不屈服，这种精神是应该学的，但晚年陈旧的思想却不应该学习。他以为好的批评者应该把他优点提出来，错误的地方就说明他的错误，这也就是给读者们指出一条正确的路。有时候他讲起记者们记他的谈话，不免有记错的，比方，有一回，有一个外国的访问者发表他的谈话记里，曾记着“我的兄弟是猪”这一语，他说完全不曾说，不知道怎样写进去的。在热度很高的时候，他还看启明先生的著作，我去时，便坐起来对我说：他的文章有些地方的确悠闲得可以，但有些地方却并不是悠闲的，就是像“且到寒斋吃苦茶”这些诗里说的“听谈鬼”这些话也并不是完全悠闲的话，还有别的含义。他几次对我谈起，希望启明先生保存着像先前北京恐怖时代设法把李大钊先生的儿子护送出国的那种爱护青年的热忱，不要走到消极的路上去。但是如果把这些谈话写起来未免太琐碎了，将来或许要写，或许不再写，都没有一定的，现在只写了鲁迅先生对于科学的兴趣这一点，因为他的这方面的兴趣，知道的人比较少，所以让我说一说，别的话这里不想多说了。
（原载夏征农编《鲁迅研究》，上海书店1937年6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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