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共九封，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九月。系就鲁迅先生大病后的通讯中择较有意义的，经广平再三要求，始许允诺抄录底稿的。其中通信标题如第四封，他就说：《复蔡斐君》，第五封：《答欧阳山》，第六封：《复杨霁云》，第七封：《复王冶秋》，第八封：《寄许季茀》，俱于信抄毕时，由先生亲口授之者。捧诵遗札，音容宛若，弥增凄怆耳。
曹白先生因有北方友人函询先生病状，特嘱我写些大概。先生得知了，就说，“那许多关系你写不好的，还是由我拟出罢。”结果是他起稿，用我名义抄录寄出。我以为这一封信可以算是先生自己对于病状的报告文字。当时信底写好之后，先生颇觉满足。就说：“如果你写起来，一二千字也写不到这样详尽呢。”我是除了承认之外，没有别的话好说。
先生自己作为文艺者的修养是很注意的。他的胸怀朗豁，对于无聊文字及与人言谈上稍涉及“无关大体的无聊事”，就往往设法避开。就是对于我有时因杂务忙碌，一时静不下来，随手翻阅一般刊物，也时常警告，说不如拿有用的光阴看别的有益著作。看他给时玳先生的信，深怕“令人变小”。这种管自己放开脚步前进的豪迈心情，多数不为人所了解。说他“气量小，一点点小事就和人争闹”，这徒然是说的人给自己写照，毫没有损到先生。有人说他把持文坛，事实上他日夕希望多些人出来，他从没有在文坛上扩大私人势力的念头。看他对《文艺工作者宣言》的解释，对《作家》的态度，就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先生夏间大病之后，就有些稿件寄来，嘱其阅看，绍介，或者约他会见接谈，执笔通信，像平常人一样。而病实在不容许他有这么多的精力，所以当收到这些信时，往往感情无既，太息的说：“他们当我还是青年，病两三天就立刻像好人一样。其实年纪大了，恢复是不会那么容易的。”(www.xing528.com)
对于徐懋庸先生，大家多以为他们原有过诚挚的通信，不应该忽然不留余地。这是估量错的，他从没有无缘无故和人决绝相骂，除非再三审度，忍无可忍之后。他的给徐先生的最后回信是并不作为对个人的，明白了这样的心情，态度，才可以理解他的战斗的历程。
关于太炎先生，先生着重在他的革命史实，使真假得充分昭示后人。这一点我们从他给许先生的信和遗著《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就可以明白。
先生逝世后半周年，广平读后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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