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逝世：天津哀痛铁爪挠心

天津　鲁迅先生之死在天津

零　五

鲁迅先生的噩耗一传到天津，一般的青年眼前立时一阵黑，心里翻滚着一种异样的痛楚。

敌人自二十四年六月更进一步的进攻华北以后，天津一步步沉在一种亡了样的窒息中，特别是青年们大大感着民族的呼吸的困苦。

在这样情况下，听到了他们的为民族为被压迫者求解放而斗争一生，因斗争的勤劳，就这样早，又在这样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而死去了的伟大的导师，怎能抑制得了他们的满腔的哀痛啊！

哀痛的，激奋的铁爪抓着天津青年的心，他们是要宣泄的；于是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很自然地成为第一个普遍的要求。

但是我们首先遇到一个困难：便是会址问题。我们到这个学校借，到“青年会”借，到教堂借，都碰壁了。这样直迁延了一星期。好容易才在特别二区某小学校借妥了，便定于十一月一日开天津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

下午两点开会了。(www.xing528.com)

会场是一间教室，很脞小，脞小得叫人越发觉着窒息的难过。教室里密密地排满了小学生的小椅子。二百来个男女青年起立了，沉痛着面孔，跳跃着一颗哀痛的激奋的心，默默地向着我们伟大的导师的画像致了敬礼。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主席，颤声地读了悼文，接着是先生的生平报告，青年一个一个的讲演，最后又开了个讨论会。在讨论会中，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议决了两事：（一）成立天津文艺协会，（二）由文艺协会向全国文艺团体发起设立纪念鲁迅先生文艺奖金；由出席大会的十三个文化团体的代表为筹备委员。这样便散会了。

这个大会到会的人数还不到二百人，实在是意外的少，原因是：（一）会址定后，于前两天仅仅在两三个报纸的游艺版上以新闻的形式公布了日期，而没有说明地址，——为什么不说明地址？不是筹备人发表消息的疏忽，而是怕当局的干涉，和敌人的设法压迫之故；（二）当开会时间要到时，有特二区公署的警察去干涉，不叫开，于是大会主席团便临时决定改期，派一个人在某小学校门口守候，致使很多来参加的人又被拦了回去，后来因为有人坚决反对这种改期，挡驾的办法，主张还是开，便又布置会场，这才开了；还有（三）各发起大会的团体没有好好的去发动群众：如传播会期，会址也是其一。

大会的人数虽不多，然而大会的精神是严肃的，紧张的，意义重大的，宣泄了天津青年的悲痛，吼出天津青年的——不，全民族的，被压迫者抗争的呼声。大会特别着重的指出，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大的意义，是鲁迅先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救亡的阶段上，坚决的刚强的斗争精神，特别成为文艺战线上的唯一的指导者，这一点。

我们的敌人是认清这点的，于是压迫来了。

当大会正开的时候，有一个日人去了，问是不是正开会？要参加，被一个守门的青年拦了回去，说会已开完了。在晚上某小学的校长就被公安局捕了去，斥责他为什么叫在学校开这种会，叫他供出为首的主持大会的人来。他实际上本来不清楚这事，只告诉了接洽借会址的某君和答应借的该校的一个教员。第二日一早，某君便从床上被捕了。接着那个教员，大会的主席和主席团之一的某君，也全逮捕；大会的记录，签到簿，也都要了去；最后是为了大会的相片，强迫着非交出不可，说是日方一定要要，终于也给他们了。被捕的人则都取保释放。

这次的压迫完全是我们的敌人主动的，而我们的长官则担了衙役的任务。原来那天下午日租界警察署（也许是宪兵队）几次通知公安局长，说某小学有什么什么党在开会，公安局长当令特二区公署调查制止但结果特二区公署报告说并没有开会事，后来日方又拿出什么证据告诉公安局长确曾开会，于是局长大怒，才拘捕小学校长等人，并开革了特二区公署的督察员。在干涉过程中，下级官警都显出了怠工状态；在逮捕审讯过程中，下级官警都表示了对日方的愤恨，对青年们的同情，只是：“没法子，为饭碗，上峰的命令，不能不服从。”高级长官则是忠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