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珍贵谈话记录

片段的回忆

景　宋

鲁迅先生平常举动和谈话，有许多精到的地方，我想：随时把我记录的摘写出来，久而久之，把这种材料选择编辑一下，或者也可使人对于他的文字有更清楚的了解。可惜记录了不几天，他就病了。病中一直没有功夫继续记下他的谈话，所以这一片段，是很不完备的。而且初意满以为编辑成帙时，可以由他校正，想不到会要在现时的情况下发表，那么，不妥之处，自然应当由我负责了。

五月八日

晚间我拿起笔来预备写些字，他问我写什么，我把意思告诉了。他表示不愿意，这我懂得的：他以为不值得如此做。但歇一下他又说：“要写，就坏处也得写。”

他处置自己的时间，与其说是为我的，无宁说是为人。只要对于别人的希望可以满足，有时就是极不认识者的通信，他也并不看重自己的精神而置之不理，如一些名流们一样，虽然仍有许多人觉得他的信欠详细或竟不复，因而招致无聊的不了解的讥刺函件，使他痛心。

他对自己的文稿也不爱惜，每一书出版，亲笔稿即行弃掉。有时见我把弃掉的保存起来，另一回我就见他把原稿撕碎，又更加以讽刺，说没有这么多的地方好放。其实有许多不大要紧的书，倒堆在那里，区区文稿会没有地方放？不过他不愿意保留起来就是了。曾经有一次他的《表》的原稿给卖油炸鬼的人拿来包油炸鬼给买客，刚好那张稿子落在一个朋友手里，我听见好像身上受了刀割那么痛伤我的心，然而我时常眼巴巴地看他把原稿弄掉，我歪不过他。唉！

今天上午吴先生亲自把《死魂灵百图》精装本送来。是那么精致的一本图，我们看了都很觉满意。照目前社会情形，尤其书业情形，是很难做的：购买力薄弱，知识程度低下。但他是不管的，为了读者，有时印刷些讲究的书籍，因而有人讥笑他。他的深意却另外存在着，他说：“我的印好书，是有将来的，别人不注意将来，所以就没有把现在的东西好好保存起来，留给将来的人做粮食的心意。那里是为的满足我自己。”

每一种新出版物到手时的高兴，是没法子形容的。吴先生一走，就兴匆匆地一本一本包起来，要使得朋友们赶快收到。这种替人设想的一种忘我心情，我是时常体会到的。他的精神感动了我，自然不由得我也在旁给拿包裹纸哪，绳哪，浆糊哪等等，共同把书包扎起来，眼看着一包包的书摆在案头，这才靠在躺椅上发出满足的微笑，有时且计算朋友们收到的日子。

这种包裹捆扎的琐事，虽是委之别人比较自己省力，然而他是不肯的。非如此做他不觉得满意。并且时常说：“做这种事就是我的休息。”真的，他从没有好好休息过，总是手，口，脑轮流的使用。每当嘴谈天时，手算休息了；执笔写字时，手脑并用，口休息了；此外，斜靠在躺椅上，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那里构思。有时我想：他磨练成机器一样了。别人看得实在太苦了，而他并不在意。自然修理机器也是第一要紧的事，否则要损失它的生产力的，但至今没有好好地修理一下，真令人难过。

五月十日

下午黎先生来，谈起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之类。他以为：

（一）每种刊物应有其个性，不必雷同。目前各种刊物，总是这几个人投稿，是不好的。

（二）新产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为帮助一下，三两期后，便能自己办起来，像《译文》初时情形一样，那是对的。如每期都需要帮助，好像背着一个人走钢架，不但走不动，而且会有令背的人跌下的危险。(www.xing528.com)

（三）办刊物应多量吸收新作家，范围要放大，不可老在几个人身上，否则要拖死的。

晚间和C先生谈话，说起“中国将来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须老的烧掉，从灰烬里产生新的萌芽出来。”更加重说：“老的非烧掉不可。”他是对于旧的渣滓毫不爱惜地割弃的，这是他执着不放松的确信。他太爱新生的进步产物，同时更太讨厌旧有的污秽。

他又说：“中国人所谓没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数人着想，他是为自己没有出路而嚷嚷。譬如杨邨人等之找出路就是这样。”

谈到中国的党员和日本党员之不同处，他说：“日本因政府压力过大，做文学的人许多都变了。他们虽则表面似变，但在思想信仰上如故，不过文章上表示缄默而已。中国则不然，他们多要做反叛的文字，乱骂一通。”

五月十一日

同C先生谈起中国人的极端性，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抹杀。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

讲起小孩子的难对付。他（小孩）知识稍为有一点，首先问：天上面有什么东西？答说空气。再问空气之外有什么东西……。看见了桃子，问那里来的？说核种出来的。又问没有核的时候，最早最早，桃子是甚么东西生出来的？第一个是哲学问题；第二个是物种原始论。这种题目到如今还答不出来，而小孩子首先注意到。怪不得野蛮人要归之于神，大概是无可解答时的答复呀。

他以为中国人写文章较别国难，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要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要自己做出新的文法来。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意义，中国是分不出来的，有时加上形容字，也觉得不妥当。

对于中国人做事情的没有持久性，他也很不以为然的。他说：“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收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

他本身拿文学做武器，和一切恶势力奋斗。可是他时常感慨于文学力量的薄弱，不切实，他希望文学从实生活中产生出来，所以对人谈到这问题，他就说：“文学以后不能算他职业。——教书吃饭例外，专门学者例外——科学家……无论什么人，于自己职业之外，对文学有趣味，工作剩下来的时光，把从实际得来的写出来，各人经验不同，表现的当然五花八门。可是向来一般人对于科学算学……不愿意努力的，都投向文学这一条路来，或美术上来，这是很不对的。不过这种情形是畸形的。而近来女工，劳动者，每一篇文章出来，容易引人注意，因为他们的生活充实，自然有一种力量存在着。”

谈到在上海做文章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譬。他说：“上海文人，各有各的本领，我们不可轻看他。你看见他表面上笑嘻嘻，一动也不动，静得很，一点真意也得不出来。我时常想：他们好像菲洲Jungle里的动物，在树林里，看过去极平常、毫不可怕。可是如果真接触到时，就各有各的本领。”

（1936年11月5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