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鲁迅先生：思想导师的丧失

导师的丧失

雪　苇

在最大危险的当前

我们丧失了我们最良好的导师……

我们的丧失鲁迅先生，比苏联人民的丧失M·高尔基更要悲惨万倍！

整个的苏联人民，早已经自己结束了他们悲惨的被压迫的生活，建立了一个灿烂的自己的社会，每个人都伸直身子，立起认真的做人。而且，由于新创造的培养，他们的先觉的领导者已经是那么的多，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着适应各项需要的继承者。我们现在呢？整个民族正处在万仞临头的悬崖上，几千万已经被魔鬼们所葬送；几千万正在陆续被葬送着。中国的情势正是这样的混沌，清晰的思想导师是这样的缺乏。正是这样万劫临来，痛苦奋斗的今天，我们最伟大的思想导师——鲁迅先生竟逝世了！这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拿和四个月前M·高尔基给予苏联人民的悲痛相比拟的！

自然，我们有什么话可说呢？“……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也宣告了我的人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透视光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死》）象这样，还有什么可以希冀的呢？还有什么可以希冀的呢！……

一八四二以后，不断加速展开的突然破产和空前饥荒，结果在我们的社会层里孵化出整千整万的“蝗虫”。这般东西，从“破落户”的窗户间成群成群的飞出，普遍散布于各个社会的角落，各个适应它底需要而占据着一块小地位：从“白相人”到“职业革命家”；从测字算命的“术士”到“革命文学家”，……用着各种不同的脸貌，操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做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假借各种卑怯和英雄，清高和无耻，堕落和前进的手段，来携取他私人的“利润”：或窃财害命，或出卖人头，或“挣”革命的历史地位做敲门砖，垫脚石；或欺恐诈吓，在弱小者的身上营生。翻来覆去，“理论”，有。而且多着。“策略”，有。而且多着。但这阴谋的结果，则深深地毒害着民族生命的中心，玩弄吮吸真实的人民大众的血液。他们是“做戏的虚无党”（《马上支日记》——《华盖集续编》），是“跟随着狮子的狼”。“为要饱啖他们的残余，并且，那头狮子害着病或受了伤的话，便要谋害它。”（R·罗兰《论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译文》新一卷一期）但他们还没有狼那样的“野性”和爽直。又类似灰老鼠或癞皮狗；而吃喝起来有时却比狼还更凶残。他们无所谓“节操”，更无所谓有什么“真理”和“人民大众”。他们可以东荡荡，西流流，今天一个样子，明天又一副神气！但当他们正在做着每副脸孔时，是认真的。他们可以做“民族英雄”，也可以做“汉奸”，可以做神气十足的“革命领袖”，也可做最彻底的革命叛徒。这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中最毒的毒害，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真具有使“人民大众”陷入永劫不返的力量！

鲁迅先生，就用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和这般东西斗争过来，到死的现在也在与之斗争。他以他自己绝然相反的钢样的操守，坚韧恶辣的战术，来进行这无与比并的伟大艰苦的斗争。他由此不唯做成了革命战士的坚钢炼成的模范，而且做成一切在前社会里出身的向光明的无休息的人们的唯一可靠的引路者。通过了不同的时代，而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的，是他的全面性的健康：生活上，战斗上，创作上，文化的移植介绍上，甚至在文体及写作风格上。

彻底的自我牺牲，精密的是非之辩，最坚韧的战斗的操守，最圣洁的人格的典型：“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幼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崖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半夏小集》——《作家》二卷一期）这是鲁迅先生的做人。

“实事求是”，切实而反夸张，进取而反盲动，彻底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一切都取决于实际内容的检讨，不为任何的假面所掩蔽：“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或‘导师’罢，但那不是我”（《写在〈坟〉后面》）。“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T和Z，一样是虚假的”（《论睁了眼睛看》——《坟》）。“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倒巧妙的格杀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营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一卷五期），这是鲁迅先生的认识方法。他一贯的接近问题，把握问题的态度。无情的扫荡一切各式各样的市侩投机分子，永久的不妥协。不管是什么“慈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以及“革命家”；不管他打着怎样的好招牌：“学问，道德，国粹，民意，公义，……”以及“前进”，“革命”；不管他是做假或装死，辱骂或点头招呼，“亲善”或阴谋陷害，都“举起了投枪”。只要他始终是敌人（见《这样的战士》——《野草》），不管它正当得意之际，或才一时失掉了主子，或还尚未找到主子，都要打。就是打落水里，也“非又从而打之不可”。只要他始终是要咬人的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坟》）。这是鲁迅先生的战斗原则。

由这里，我们得到了最健康的思想精神的教育，最宝贵的革命的遗产。由这里，我们找到了中国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形态底最高的，最好的一面，整个斗争精神底圣洁的化身。至于鲁迅先生的奠下中国文艺创作活动的最健康的基础，现实主义的建立；写作风格的创造；“杂文”——特殊的战斗文体的开拓；以及中国现代艺术基础的培养；介绍翻译等事业的建树等。不仅仅做了我们底M·高尔基，而且还扩大的做了我们底A·普氏庚的事。和这比较起来，是还得列在其次的。

有些人想将鲁迅先生的伟大意义局限在“文化运动”或“文艺运动”的范围里，而将他对整个革命斗争的思想指导作用忽视；抹杀或轻视他社会政治思想的宝贵内容，及这内容的社会意义，那是决定地错误的。在我们底革命斗争底实际中，“正确理论”的接受往往不十分成为困难，但每当这“接受”应用到实践——执行的时候，便往往表现了非常的困难，甚至其结果会恰好相反。这为什么呢？是：是基本的认识能力不充分，“自立性”的不足够。换句话说，也就是“鲁迅思想教育”的没有得到足够的成功的结果：在“做人”的锻炼，“自立”的根基的培养上；在认识方法的基本把握上；在战斗精神的原则之正确的理解上。“自立的”观点没有足够的把握，空架子摆去摆来是总会翻筋斗的，在目前，这还具有原则意义的基本决定的内容。而在这点上，在“基本的”思想形态底特征上：在约瑟夫那里表现出来的，在鲁迅先生这里也同样的表现出来。

然而，鲁迅先生底“导师”的这姿态，离着被真实地理解还很远。

鲁迅先生由最初（著名的是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到最近（一九二八，一九三六）所执行的斗争，都有着一个特点。这特点是：通过人的活动去暴露和打击某种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这特点一贯的被保留下来，甚至完全没有因为何凝先生的评价而缓和（“评价”见《杂感选集》编序二〇页）。于是乎“私人”！“私人”！的呼斥声，直拥挤到了他的“死”为止。然而，问题是应当这样来解释的么？未必吧。

这问题，何凝先生在一九三三年《选集编序》有过很好的说明。首先他说：

……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接着他又说：

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藏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发明显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暴露。这些“做戏的虚无主义者”（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也就必须有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对于一九二八年的文艺论争中鲁迅先生的在这特点上的表现，何凝先生也承认，这是“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选集编序》）

但如上的解释还不够。鲁迅先生并不是那种“只记得私仇私怨”的人，决不是那种用个人的仇恨来代替真理的斗争，或者，因为先有“私人的仇恨”才去找寻真理的斗争的人。假如不理解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他三十余年来一贯的光辉夺目的历史。（他何时造下了这样多的“私仇私怨”？）这固然是的。但仅根据这解释，还不能找出这特点的“必然性”，不能理解鲁迅先生这战斗形态的社会内容来。鲁迅先生并不特别具有“爱好”由他的“私人”那里去引起纠葛的“脾气”。事实上是：他除了在迫切地必要的意义下，不乱去指名揭穿别人的什么的。他自己早在一九三二年就非常明快的提示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在论争。”（见《文学日报》第五、六期《通信》）(www.xing528.com)

我们这社会，“做戏的虚无党”特别多。“理论”是有着很多的，然大都仅是一个幌子；现在很认真吧？而其实又并不如此。社会活动里，要找几部“老实”的理论，系统的学说，除此以外，是不容易找到的。有的是“花头”，或者简直是“吃人”的号召。“花头”仅用于遮掩“变化”的秘密，是“变戏法的手巾”（《坟》后记）。在这里，要捉牢“某种社会的典型”，就特别要通过这“变戏法者”的实际行为，而且要具体的从他前后的行为上去辨别，才好容易得手。这时“理论”的奥妙也就明晰了。因为根本上就不是什么“学理”在作怪。“通过个人活动去暴露某种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这种斗争的特殊方式，就是在这社会特殊条件底下发育起来的。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我们也找得出这理由的充分的论据，这正是对一切“中国式”的假面具，一切虚伪招牌，一切抽象空论之现实主义的，向其实际内容的检讨的必然的结果，是这种必然结果的表现之一。

本来，问题的本身也并不在“涉及私人”或不“涉及私人”，而是在为什么必要去“涉及”。为着问题的真理的解决呢？抑是仅为着“人身攻击”。假如是为了能更明晰的照见某种“社会的典型”，为着必要的问题的解决，而不得不抓住它“代表”的行为来暴露它的话，肯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正直的。且还特别有益。“涉及”就“反动”吗？普列哈诺夫还“涉及”过密海洛夫斯基底“头”（见《辩证唯物论教理》）；是伊里奇吧？大概还“涉及”过主观唯心论者们的“父母”呢。（大意是说：主观的唯心论者们将连他们是他们的父母所生的这回事也会加以“否认”的吧，因为那是在他们底“感觉以外”存在的缘故啊！）

许多人会这样说吧：鲁迅先生是有着一个“严重的缺点”的，这缺点是他“理解力的迟缓”。这里人家会指出一九二八的例（或者甚至“目前”的例！但那则更加可怜了。）说，人家早巳看到有提倡“革命文学”的必要的时候，他还在“荷戟独彷徨”哩。客气点，将这解释为他的“白璧微瑕”；更流行的，则斥为他的“偏狭”，“顽固”。

这“解释”又对么？他们试来本质地分析一下吧：

第一，一九二八的论争，并不表示鲁迅先生比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们知道有“革命文学”的存在知道得更早。“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知识阶级早一二年。”论争发生的当时，画室就这么的说过（《革命知识阶级》——《中国文艺论战》）。事实上，鲁迅先生从开始他的文学生活起，老早就注力研究北欧和东欧的文学，且特别重视俄罗斯的文学。对旧俄及当时（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苏联文学情况是很熟悉的（参看：《革命文学》——《而已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在广东》；《在钟楼上》——《三闲集》等等。），他在“北京”时主编过的《未名丛刊》中就出版有《第四十一》（苏联；B，拉甫涅列夫）跟《文学与革命》（托洛斯基），这些都是证据。但是他为什么不早拿到中国来主张呢？这当然是由于他在当时还不感觉到应用于中国现实的需要，或者说还没有“稳定”这个理解。然而又为什么不这样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事实如此证明：不是由于他的“盲目”或“偏狭顽固”或“醉眼陶然”，而是由于他对付问题的现实主义的反盲目轻浮的态度，他需要有了切合实际的认识，立得住自己的脚跟，自己对之能严肃的负责时，他才敢主张、号召。“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写出〈坟〉后面》——《坟》）。他害怕轻率的结果，实际反葬送了自己的元气，提高了敌人的气焰。他不肯蹈历史的覆辙——这，不唯对他自己是根本的说明，而且就在配合“一九三六的场合”读起来，也还有许多勃蓬着战士底气息，依然还充满目前意义的教育的生命（如：《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艺与革命》，《路》等——见《中国文艺论战》）。

然而，第二，他却不丝毫“冥顽不灵”和“意气用事”。或者真如成仿吾当时所估计的？他“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要知道什么人怎样礼赞而什么人这样失礼；而且一次触了他的眼膜，……再也不会忘记，而且一有时机，那便真的睚眦必报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或又如后来别的人所估计，他是那么最可怕的“英雄主义者”：记私仇，弄威权。恰好相反：他对当时“革命文学家”的攻击，虽照样多是“通过个人”的，但却严谨的站在论争的立场，从不浮嚣一点，动动盲目的感情。这使得他和当时也是“反对”“革命文学”的人有决定的明显的分别。跟梁实秋、柳絮辈固无论矣，就跟当时想紧踏着他底脚步的侍桁，中间都有着决定的原则上的分界（参看《中国文艺论战》）。这“界”标立在哪里呢？那就是：“至多只嘲笑了革命文学的运动（他没有诋毁革命，也没有嘲笑革命文学的本身），嘲笑了追随者中的个人的言动”（画室：《革命与知识阶级》——一九二八）。始终没有越出一步，做过原则上的错误。这同样是他光辉完整的历史的一环，一贯的是作为“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何凝）而存在的一环。他对于自己，也一点也不逃避，现实的注视着问题，求更进步的学习，不断的剖解着自己。这是鲁迅先生在好多场合公开宣布的，就在内心上，也没有虚饰。第一，他不知道有所谓“声名”的东西而“害怕”有人能真正轰毁他。他是“那时候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因为这不只于他自己“有益”，最要紧的是更于“革命文学”运动有益。其次，他也不因为这样的人“终于没有出现”而自满自足，高鸣得意。他相反的却更虚心起来，“自己来补足这个缺陷”。于是自己动手来翻译《艺术论》，翻译《文艺政策》……使人们对于“武器”有个真正的理解，使“想操这刀子来狙击我的人也能狙击在致命的地方”。（大意，参考《文艺政策》译序）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在翻译时卖弄机关，不容许因“打着自己的痛处”而有丝毫的不忠实。“在翻译时，到了打击着我的敌人的地方，我就笑笑。到了打着自己疮痕的去处，我就咬紧牙关忍受，依旧一句一字地译下去。”（大意，见《文艺政策》译序）在这样彻底的客观的，真实的真理之追求中，鲁迅先生终于实实在在的认识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结实的“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何凝先生的《鲁迅杂感选集》编序）

第三，由于这发展的结实和光辉，所以鲁迅先生的更进一步，不得不是严肃的，现实把握的更进一步，切切实实地，十足能够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更进一步，所以他就能与叫嚣歪曲，乱杀乱砍者绝对两样！以前是做着“最好的工作”（画室），现在一样也做得更加好，更加伟大了。所以，当那些得意时气焰万丈，“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层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状”（何凝）的人们，到了真正艰难辛苦的境地时，大都隐的隐，逃的逃，“转向”的“转向”，变卖的变卖，悄然了的时候，他则更光辉的显出了他底存在，更加立得定，看得准，把得稳，做得勤了。人家正在“害怕”因他自己造出来的“代表资格”而要遭到杀头，正因此感到被带累和烦恼，用这“悲喜剧”的形式“下场”的时候，他则沉着的，本色的，不骄矜也不恐怖地立起来，镇静的表示：“我现在还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两地书》序言）在人家捧着“联合战线”的招牌而在打算抹去自己底传统的时候，他在统一战线的拥护下，冷静地热情的夸耀：“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领导和战斗过来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现实文学》第一期）更严重的提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末，到底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作家》二卷一期）丝毫不因为现在是“联合战线”了而就赶忙声明自己的祖先本来就是“要不得”的。……

那末，我们逼近问题了：善与恶，良与劣，美与丑，正确与错误的分界在哪里呢？……或许鲁迅先生是“迟缓”了。然而除了他，从来我们还没有找着比他更善，更良，更美，更“正确”的典型，的工作，的活动。不“迟缓”的没有，竟连比肩的都没有呢。

宁乱杀乱砍，多造罪孽而少于建树，那还不如“迟缓”一点的好吧。看：真正的历史要从哪一页写起？真正给予大众斗争以实益的，主要是从谁的肩上负担过来？……

在万分艰难缔造的时间我们的导师死了！

这死后，是想得到的：一是借此去吸血，以为可以更放心的更凶狠的吮吸。这首先在这几天来的“翻版偷印”上，就可以嗅出点来；一是将要开始他们对鲁迅先生的“割势”工作：曲解或支解。前此恨他“胡不早死”的，现在要十二万分地“悲哀”哭丧着脸来“捧”他到高高的天空里去罢。M·高尔基死后怎样（在外国）我还不熟悉。不过布尔学者，机会主义者们对付卡·恩死后的手段，某派及其一流们对于死后的伊里奇的歪曲，这类的历史教训是了解一些的。然而卡·恩在乌里亚洛夫的继承下得到保持和光大；伊里奇在约瑟夫的奋斗中也同样发挥了他绝不可修改，不能修改的特质。我想，在鲁迅先生的宝贵的独特的战斗传统下，无论任何的“野心家”也要“扑空”的吧。因为这是“血写的事实”啊！它将永永远远得到中国生的大众的支持和真实的继承的。就一时不能更加以速力的发展，但最少最少也能顽强的保持和追随。以后的历史事实会证明：其实“戏子”们的打算是错了的。

在最大危险的当前，我们丧失了我们最亲爱的导师！今后我们更应当加倍的谨慎小心，来“管自己的生活”。但我们越发注意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就越发记起我们先驱的导师所走过来的道路。也只有小心谨慎地踏着这伟大的足迹前进，才能够充分管理得好我们自己底“生活”！

安息吧！

啊，导师，

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来。

我们站在你底墓前报告你

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

一九三六，一〇，二十四，晨

（1936年11月20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