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叭儿狗到反X——悼鲁迅先生
张子斋
一提到“鲁迅”二字，我们就联想到他打叭儿狗的精神。
在中国，自“五四”以至现在，打狗的人，也的确不少，但大都是才一打去，就又住手，甚至和它摇头摆尾，一道儿去了。
鲁迅先生就不然：他反对市侩们的“中庸之道”，反对妥协主义，主张凡是叭儿狗，都非打不可。即使“失足落水”，也应该“又从而打之”，换句话说，要打得彻底。我们抄一点他自己的文章看看吧——
……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它却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后面这几句，活画出中国许多文人、学者、教授的脸谱来，这脸谱是每个中国人所最熟识的，却不经意，因而往往受骗，被咬，后来察觉，已经“悔无及矣”了！
所以，鲁迅先生彻底的主张——
……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
这种主张，在中国自然有人会认为过激，无人道，要摇头反对的。那末，就来看看下面所举的活例——
……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事实昭示我们：不但袁世凯事件，即以后，类似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青年们所花费的气力和生命，也已经多到不能统计了。那怎么办呢？在当时，鲁迅先生就坚决地，沉痛地写着——
……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他所说的态度和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了：凡是咬人的狗，都在该打之列，即使落水，也应该“又从而打之”，总之，要不妥协，不中庸，打得彻底！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一贯的精神：他后来的一切的言论和主张，都以这种精神为基础，从那上面发展开去。我们从“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四〇页）的话看来，可以看到他打叭儿狗精神的发展的痕迹。这种痕迹，通过他的全部作品，而明显地凸出。就是后来的反对“第三种人”，反对读《庄子》《文选》，以至反对《世界文库》的翻印《金瓶梅》等书，都是从原有的那种精神出发的。
就因为具有这种不妥协，不投降，十分彻底的精神，所以，他的许多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自选集〉序言》）而他却是执着匕首，在这广漠的世界上，独来独往，一贯的做着人类的战士，不管别人的讥嘲和毒骂，压制和诬陷。(www.xing528.com)
然而，倘鲁迅先生的这种精神，只局限于打国内的叭儿狗上，那也并不伟大——不，他这种精神，还用到更伟大的神圣事业上，有着更高的意义和价值的。
自“九·一八”以后，敌人的侵略，一天天加紧，中国民族的危机，也一天天深入，横在我们面前，而追着解答的是怎样生存的问题。和鲁迅先生同时代的人如林语堂之流，抱着嬉皮笑脸的态度，对这问题，根本不理睬，胡适博士呢，却主张“以土事敌”，主张“等待五十年”，还有许多学者都是“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只有鲁迅先生却自始至终反对“拖欠血债”，反对羊一样的死法，这就在他过去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到——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八八页）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贴，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前书三八页）
这些虽是旧话，而且所谈的是另一件事，但是，对于目前的救亡图存问题上，还是给我们以很深的启示的：现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正是不应当做羊，而应当做野猪各自磨利牙齿，来对付“老猎人”；来以我们自己的血，讨清这几年来拖欠的血债了。
从原有的不妥协，不投降的彻底的精神出发，鲁迅先生自“九·一八”以后在许多文章里，强调了反×的情绪和意识，换句话说，发挥他打吧儿狗的精神，来抵抗我们民族的“老猎人”。近来，随着救亡呼声的高涨，他更其坚决提出——
随着帝国主义者加紧的进攻，汉奸政权加速的出卖民族，出卖国土，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醒觉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铁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这半殖民地的锁枷！（《和救亡情报记者的谈话》）。
又在另一篇文章里写着——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以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病中答访者问》）。
所以，鲁迅先生不仅是国内的打叭儿狗的健将，还是抗×阵线里的最勇敢，最坚决的战士。
从打叭儿狗到反×，包括了鲁迅先生发展的论理底的全部过程，至少，也是他在我们地图上所建筑的山岭上的最奇突，最主要两大山脉。
我们追悼他，就应当继承着他的山脉，用我们的力量，来完成他留下的工作——特别是抗日救亡的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
（《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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