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鲁迅先生：最初和最后的相遇

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

姚　克

一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是个可爱的日子。在我呢，这也是个极可纪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二时，我初次见了鲁迅先生。

骄艳的阳光，凉飕飕的风——那日的天气令人同时感觉到早春的暖和与残冬余剩的严肃。鲁迅先生的来信约我到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见面。一路去的时候，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在我胸中荡漾着，在欢欣之中带着几分顾虑和畏怯，正像那日的天气——暖和和严肃错综着。

最先感觉到的当然是欢欣：再过几分钟就可以见到我一向憧憬着的鲁迅先生了！随后我自己一忖：我是新近才写起文章来的，而且寥寥的几篇还是用英文发表的，文坛上绝对没人知道我的名字。鲁迅先生恐怕会瞧不起我吧？其次，我又想起他是左翼文坛的领袖，最讨厌的是浮滑的“洋场恶少”；而我那天恰穿着一套崭新的洋服，头发也梳得光光的，只怕被他斥辱一顿。而他骂起人来是会使受骂者藏身无地的啊！

踏进了内山书店，有一个日本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内山完造君——问我是否要买什么书？我把来意说明，他就引我去见鲁迅先生。

就在店堂右面靠后一些的一角，四五只小藤椅围着一个矮矮的日本“火缸”——不知日本人叫他什么的——鲁迅先生就坐在背向店门的一只椅上。他看了我的名片就起身含着笑问我：

“是姚先生？那天的信收到了吧？”

“收到了。”我一边回答，一边觉得他眼中射出的光芒似乎透过了我的灵魂的深处。

他的眼睛是很特殊的，转动得很敏捷，但看人的时候却很定直而尖锐，又隐隐约约有一丝Pathetic的微芒，使人觉得这一双眸子不但“读书破万卷”，并且也曾阅尽了这“人间世”。他的正直的鼻子，很明显宽大的鼻孔，和坚韧的颚肌，紧阔的唇，暗示着他的坚强正直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若只就他的身材而论，那他是很渺小的，站在平地不过五尺四寸左右高，很瘦弱的样子；衣服也很马虎，一件旧藏青哗叽袍子，袖口很宽大，露出了里面暗绿色的绒线衫，脚上是一双黑帆布的陈嘉庚橡皮底鞋。

这样一个人，假使你在大街的稠人中瞧见他，你决不会注意——渺小平凡得很。但一旦和他对面坐着，你就绝对不觉得他渺小和平凡，你只觉得他气宇的宏大和你自己的渺小和猥琐。

我初见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似乎矮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一点吓人的“大师”派头和“学者”架子，也没有那种谦虚得要命而圆滑得可怕的“君子”之风。我请求和他见一次面是因为要他解释《呐喊》中几处不很了然的地方（因为那时我正在着手选出他的短篇创作译成英文），所以他一开场就直截了当的问我有什么翻译上的疑问。

我举出了几条问他——内中有一条是“三百大钱九二串”；还有一条是“猹”，其余不很记得了。他逐条明明白白地解答给我听。随后，我又问了他一些关于他的事，和文坛的情形。再后，又谈到了他的创作。

“我读了先生的《呐喊》《彷徨》之后，觉得先生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但先生的描写人物的手腕有许多处还保留着旧小说的风格。（注：这并不是说他的风格不好；中国旧小说中也有极高超的描写性格的手腕。）这一点观察不知道对不对？”我这样问。

“我想你所说的是对的。”他用绍兴化的国语说。“以前我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但我却并不是有意模仿那种风格。我喜欢新的技巧，不过现在还只在学习。”

“先生所写的大半是暴露封建的丑恶，但中国的遗产中也有好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写？”

“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

此外，我还问了不少话，可惜我那时笔记下来的手册不在手头，不能把那天的谈话完全写在这里。等将来把它整理一下再找机会发表吧。

二(www.xing528.com)

我最后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他逝世前不多几天——一个暖和的下午。那天我是特地拿两本书去给他的：一本是我译的薛伯讷的戏剧《魔鬼的门徒》；另一本是美国出版的《亚细亚杂志》九月号，内中有一篇鲁迅先生《野草》集中的《风筝》，是我把它译成英文的。

鲁迅先生在他卧室的藤躺椅上靠着。我走进去的时候，他挣扎着要立起来招呼；我赶紧上前阻止他不要客套，他才重新躺下。他的脸枯瘦了许多——其实也只略瘦了一些，因为他原来是清癯的——但精神却似乎仍旧很好，虽然大体上是病后萎弱的样子。

我把两本书送给他，他很高兴。那本《魔鬼的门徒》是特别精装的，纸张和装订都很华美，先引起了他的“书癖”的兴趣。他尤其爱那南京织锦的书面，详细问我每本的装订费用。

“我也是喜欢书本装订得这样美丽的，”他笑着说。“只可惜价钱太贵，不能普及。”

我告诉他，我很抱憾这本译本虽然校了五次，仍有好几处讹误的地方。他幽默地笑着说：“这是因为你还有良心的缘故。真真讹误百出的文学家们倒并不觉得有遗憾的。”

我们都笑了。

随后，他又翻开《亚细亚杂志》，略看了一看《风筝》的译文，接着就问我Edgar.Snow编辑的Living China——那是一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译集，共有三十篇，其中六篇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已经出版没有。我告诉他，这本书名已见于英国秋季新书目录中，但不知几时可以寄到上海来。后来，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他的病状。

“这肺病是已经有了二十来年了，”他告诉我。“以前也发过几次，但我是不很理会它的。反正医生已经检查过我的肺，据说我这样的肺病在五年之前就早该死的。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死，已经是赚到了‘外快’了。所以我并不怎样放在心上。”

“可是，总以静养为上，不宜劳神。”我建议着说。

“只要坐得起来，我是还要看书写文章的。叫我躺着不动，那就等于死掉。那么我还不如看看书写写文章，倒未必一定怎样。”

“我想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养病。不是听说你要到日本去治疗吗？”我问。

“原有到日本去疗养的计划，但一则我至今每天还要发热，恐怕经不起舟车的劳顿，二则一到日本就免不了有许多新闻记者要来访问；不见他们呢，他们不免要不开心，若见他们呢，实在没有那许多精神来对付。所以现在是决计想不去了。此外还有哪里可去呢？”他感慨地说。

最后谈起了“答徐懋庸”的那封万言长信。他忽然兴奋地说：“他明知我病倒了欺我不能动笔，写信来教训我一顿，想打我一个不能回手。所以我偏要答复他，每天写一二千或二三千字，共写了四天。……”

还有一些旁的话，我不细写了。我记得临走的时候还答应他过几天去望他的；但接着我就因为《天下月刊》出版期迫，连日到“别发”印刷所去看校样，没有空闲。《天下月刊》刚出版，我自己编的电影《清明时节》刚又摄成试片，同时又有远方好友到沪，一连好些日子，一点功夫也抽不出来，去望望病中的鲁迅先生，听人说他精神很好，有时还出来走动，所以倒顿觉得欣慰。不想那天下午和他晤谈竟是最后的一面！追忆那天答应再去望他的话，我心里是多么负疚呵！

十月十九日早晨得到鲁迅先生的噩耗，那是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通知的。我放下了听筒，惘然了半晌，接着就接到欧阳予倩先生从明星公司来的电话。他也得了这信息，并且想到鲁迅先生家里去摄制影片以留纪念，但是公司中没有人知道鲁迅先生的住址。所以我就同他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先生的家里。一进门就遇见了黄源君和田军君，他们引我们登楼。

楼上的景物还和我前次来时差不多，只是比较凌乱一些，那熟见的铁床的帐子已卷到了顶上。床上躺着先生的遗体，盖着棉被，脸上遮着一方白巾。黄源君把白巾揭去——

先生好像是安稳地睡着，只是脸色惨白一些，天！我不能相信他是死了。

“他没有死！他没有死！”我几乎失声喊了出来。但我终于低了头，鼻子里一阵酸上来……

（1936年11月5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