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与中文翻译界的发展

鲁迅先生与《译文》

译文社（黄源）

在一九三〇年翻译曾经“洪水泛滥”过一时，但被一些投机者不负责任的胡译、乱译、瞎译、赶译，乱来一通，读者上了几回当，更有人讲冷话，翻译马上便被摈弃，被轻视了。翻译的“身价”因之也跟着跌落了，甚至一落千丈，大有无法挽救之势。书店老板一看到译稿，也就不管好坏，便摇头叹气，曰：“翻译的书卖不了，不要！”每个杂志也都挂起了“不收译稿”的牌子，将译稿拒之于千里之外。

译稿无出路，翻译者不论好坏，竟被“一视同仁”，一概视为“低能者”，于是译者都把译笔放下了。

最关怀中国文化前途的鲁迅先生，以自己的血和乳哺养着千百万青年的鲁迅先生，痛心着这种现象，以为把翻译不分好坏一律抹杀，无异于杜绝外洋输入的精神的粮食，也无异于减杀了一部分文化工作者的力量！于是他首先对翻译表示了积极的意见：“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关于翻译》，《南腔北调集》一五三页）

这呼声激动了每个有良心的翻译者，立刻在文化界引起了反应。而先生却再接再厉，甚至有人对译本一二误译、略有苛责，先生即起而辩护，曰：“吃烂苹果总胜于无”。先生自己对于翻译，却一字一句，绝不苟且，甚至每一个出典，必详查细考而注明。如先生在病前译就而刊登于本刊上期的《死魂灵》第三章中，有一句“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先生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Venus de medici）为克莱阿美纳斯（Cleomenes）所雕刻，但他没有见过这雕刻的图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势，于是东翻西查，却遍查不得，又买了日本新出的《美术百科全书》来查，依然没有，之后，化了更多力气，终于查出注明。但他对于认真的文化工作的青年，偶有力所不逮之处，决不苛求，甚至可以说是宽纵的原谅了。

当时先生的呼声虽则有了反响，却不见实际的功效，等于落了空。先生眼见这翻译运动无法展开，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再也忍受不住了，决心自己创办个纯文艺的翻译杂志，力行苦干。他约了茅盾先生、黎烈文先生作了有力的合作者，当时我在文学社任事和茅盾先生时有往返，和生活书店也比较接近。茅盾先生便来信托我就近与生活书店交涉，并要我出名编辑。记得茅盾先生在那年的六月或七月的廿九日，给我一信，说明鲁迅先生拟创办这翻译的纯文艺杂志的原意：“以少数志同道合者的力量办一种小刊物，并没有销它一万二万的大野心，但求少数读者购得后不作为时髦装饰品，而能从头至尾读一遍。所以该刊的印刷纸张是力求精良，译文也比较严格。这刊物不是一般的读物，只是供给少数真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

我也是一个偶尔译书的人。听到鲁迅、茅盾先生的这个提议，自然无条件的赞成了。但当时我在文学社，事务颇繁重，茅盾先生知道这情形，所以当时信中就说明只要我与书店办个交涉，并做个挂名编辑，至于“编辑，看来稿，校对等事，皆由我们办，兄是忙不过来的。兄有暇请译点东西来就好了。”

我们希望这杂志早日实现，就在炎热的夏天进行起来。当时烈文先生和我住得很近，有事我们彼此先商量。与书店接洽，还算顺利，但条件则不甚高明；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不支一文，若销数能超出几千（究竟几千忘记了）再订合同补算，但那也只是一个极小的数目，我羞于说出口。然平心而言，当时生活书店在新书业中不能不算是较有远见，较有冒险精神的。

鲁迅先生知道这杂志有书店承印，也很满足，他对于钱之多少是从不计较的。这让我说一个题外的故事来证明罢。从《呐喊》《彷徨》以及许多杂文集在北新书局出版，风行了全国，直到先生辞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逃回上海，这其间怕有十余年罢。北新书局借先生应得之巨量的积存版税，得以扩充发展，但先生自己在穷苦中生活，从没有想到已存着一笔大款子，只是难得收受一点北新送去应付的小款子。直到那时有人围剿先生，作为一种罪状，向众公布道：“鲁迅发了财啦！他在北新每年有上万版税啦！”这才提醒了先生。但他仍旧让自己在穷苦中生活，只凭零星卖稿，维持着艰苦的生活。不过书店老板吃得愈肥，也愈益势利。他看定先生这次在四面八方的围攻中要被打倒了，对先生也就冷冷然，置之不理了，而同时却以先生积存的巨款，喂养先生的某个论敌。先生对这种势利之徒，生平最痛恨，而况这又是以自己的心血来喂肥了的呢。于是先生有些气愤了，要请律师和北新算账，但这篇胡涂账如何算得清呢，先生不是在逝世前不久写的《死》那篇散文中，还说要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吗？

世上还有像先生这样把金钱放得这样开，巨额的版税任它积存在书店十余年不算一算的么？

话得说回来，杂志与书店接洽定当后，决定了九月十六日出版，鲁迅先生便开始编辑起来了。他亲自翻译了几篇，配制了许多插图，以及名贵的木刻，又约茅盾先生、黎烈文先生各人译了两篇。他把第一期的稿件插图等等一切准备好了，便告茅盾先生约我在茅盾先生家里会面，有许多事可当面接洽一下。

大概是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号左右罢，我如约在下午一二时到了茅盾先生家里。鲁迅先生还没有来，我和茅盾先生坐着闲谈，不多久，鲁迅先生从前门进来了，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短短的；腋下挟着一个用日本包袱包的书包，戴着怎样的草帽，和是否穿着后来见他常穿的胶底帆布鞋，却记不清了。我们站了起来，他朝我们点点头，茅盾先生给介绍道：

“这位是黄源先生，见过的吧？”

“见过的，见过的。”先生接连着说。

“是鲁迅先生。认识的吧……”

“认识的……”我应声着。

我初次见到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他从广东回来，住在上海，有一次到一个大学去讲演，我正在那个大学里做事，被指定为先生的讲演记录。记得那晚深夜里整理记录时，仿佛还听见日里先生讲演时的声调和动作，因此不仅想记下先生的辞意，还竭力想保存着先生原来的语调。先生讲时，并不特别提出讲题，我就给加上一个《关于知识阶级》的题目。这记录后来由学校方面寄给先生，先生增加了短短的一句，寄回来，发表在一个刊物上。不久附近有个中学校又请先生演讲，我又被邀去当记录，讲演后一同在会客室里吃茶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任意谈笑。几年之后我在一家书店当编辑，先生介绍了一部稿子来，我接受下来稿子付排后，先生要自己看校样，当时我住在北四川路底，有了校样就乘便带到内山书店去。因此有时偶尔遇见先生，但我却故意回避，因为当时我听人说，先生是不容易对付的，最好不要和他发生关系。但后来我自己证实了这话是错误的，而且刚巧相反，先生是最容易对付的好人。和先生发生过关系是幸福的。

那时天气很热，外面太阳猛烈的晒着。鲁迅先生脱去了长衫，挂在客堂门口的角落里衣架上，便坐下来谈话。一张方桌靠墙放着，我和先生对面坐，茅盾先生坐在中间，朝着墙壁，我们谈些什么话，已一点也记不起了。总之大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很随便，一点也不觉得“不容易对付”。

谈了一些时候，先生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创刊号的稿子，以及制插图用的各种画册木刻。先生把稿子和画册等都交给了我，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名用几号字体，插图缩成多少大小，都已一一注明，总之差不多自前记以及后记，一切都编制定当。于是我们谈到了开本的大小，先生说：

“现在的杂志都是十六开，我们来个二十三开本吧。”

茅盾先生和我都赞成。

“不过怎样排法，格式怎么样？”我接着问。

“只要大方一点，你去计划罢。”先生随口应道，口气好像对极熟的朋友，不像对一个仅泛泛的见过几次面的青年。

“好，排了样子出来，我再送给你们看罢。”我说。

“好的，你有信寄到内山书店，有事情请茅盾先生找我。”先生说。

“将来校样出来后，也送到内山书店罢。”我说。

“不，路很远，送来送去不方便，你校一校罢。”先生仍用着像对极熟的朋友似的口气，亲切地说。

我虽则心里想着茅盾先生给我的信里明明写着一切看校样、编辑等事都由他们办，不过叫我办个交涉，为了出版方便起见，当个挂名编辑，事务是不必我管的。实在我也忙不过来，但那时我对先生的话却不能拒绝了。我初见先生时，正像先生对文学青年一样，全身紧张着；处处戒备着，含着充分的敬畏之心，但看到先生至诚恳切的态度，听到先生的坦白任意的谈笑，我全身松弛了，我忘记了先生是比我父亲还长一岁的前辈名作家，也忘记了先生是领导着全国前进作家、前进青年在艰难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的斗士。我好像在故乡遇见一位多年不见的眼看着我长大起来的我父亲的好友，于是我不加思索的答道：

“好，我来校。”

到一九三四年的九月十六日杂志如期出版了。《译文》就这样的和读者见面了。(www.xing528.com)

这期创刊号中，译果戈理的《鼻子》的许遐，译立野信之的《果戈理私观》的邓当世，译格罗斯的《艺术都会的巴黎》的茹纯，就是先生，都是先生的化名。先生想贡献一点精神上的粮食给千百万的读者，先生想以血和乳哺养嗷嗷待哺的千百万的青年，但环境不许可，先生在八月十四日给我一信中说起：“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因此他只能暗暗地偷偷地化了姓名埋了头干。他一天不工作，一天不给我们挤一点血和乳，简直是活不下去似的。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怎样报答了这位文学上的父亲呢？

他看着《译文》出版了，样式，印刷，纸张都还满意。销行不能说坏，接连着一版二版三版四版五版，舆论也还好。他工作疲乏时，躺在书桌边的藤椅上，一边吸着廉价的纸烟，一边想像着这杂志的读者总能细心地用功地从头至尾地看一遍的罢。他会心的笑一笑，他满足了。

于是他又埋头工作。第二期中用乐雯的笔名译了纪德的《描写自己》，石川涌的《说述自己的纪德》的是先生，用张禄如的笔名译了巴罗哈《〈山民牧唱〉序文》的是先生，用许遐的笔名第一次介绍了俄国讽刺作家萨尔蒂珂夫的《饥馑》的，是先生，用邓当世的笔名开始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第一二节的也是先生。他一共译了五篇。

为了环境的压迫，他只能这样埋了头，暗暗地偷偷地化了姓名，挤着自己的血和乳，喂给千百万的青年。

第三期，他又译了巴罗哈的《会友》，并续译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

最初这三期完全是先生亲自一手编定的。

他除了自己译稿外，又找插画，集稿，看稿，他把宝贵的精力，宝贵的时间化在许多杂务上。只有和先生合作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先生做事如何负责，如何认真，如何尊重别人的意见，又如何体贴别人的难处。我先前只读先生的文章，觉得先生的文章针针见血，淋漓尽致，使人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但我想像不出握着这锋利的笔的先生是如何样的人。我爱读先生的文章，但对先生却只存敬畏之心，这当然是最浮浅的理解。从我接近了先生，我自然更热烈地爱读先生的文章，也更能多理解一点了。但同时我爱先生的人却更胜于爱先生的文章千百万倍。我看到一个巨人，他的良心好象一股烈火，五十余年来始终猛烈的燃烧着——他以自己的血肉做成火把，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中燃烧着；和世界一角的红光映辉着。他成了光明、真理、正义的化身。被压迫的民族与帝国主义战斗，他站在被压迫民族方面；被压迫阶级与统治阶级战斗，他站在被压迫的阶级方面，小而至于学生与学校斗争，他也站在学生方面，编辑和书店争斗，他也站在编辑方面，他是一切“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的护士，不，他不仅是护士，他自己还要投在一切战斗中，如钢铁锻炼成的最勇猛的战士，始终站在最前线投着标枪。但这样如钢铁锻炼成的战士，却又是个待人至诚恳切之至的朴素的老人。他便是先生，鲁迅先生！先生的好处，我说不完，用我的拙劣的笔更描摹不出万一。但是我敢相信，即使是用先生自己的笔，他可暴露全世界一切的弱点，他可阐扬人类至高的真理；但他却也写不尽自己的好处的。

《译文》他编到第三期，他就对我说：

“下期起，我不编了，你编罢，你已经毕业了。”

他激发了每个有良心的人。我愿意为他做一点他要做而我能做的事。我默声的承认了，我毫没有过虑到将来要使人“齿冷”，作为“谄状”，将我“实际解决”的。

我接着自第四期编起，依着先生所指示的方针做去。先生仍然不断地译稿找插图，茅盾先生黎烈文先生也竭力译稿，做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先生希望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从第四期起我们也就扩大了范围，多登优秀的新进翻译家的稿件。

记得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底，《译文》出到二卷三期，我觉得有点稿荒，写了一信给先生，先生立刻回信：

今天为《译文》看了几篇小说，也有好的，但译出来要防不能用；至于无聊的，则译起来自己先觉得无聊。

现在选定了一篇，在有聊于无聊之间，事情是“洋主仆恋爱”，但并不如国货之肉麻，作者是Rumania的M.Sadoveanu，似乎也还新鲜。

明天当动手来译，约有一万字左右，在六月五日以前，必可寄出。

还没有到五号，在三号，先生又有来信：

译稿（并后记）已于上午挂号寄上，因为匆匆，也许有错处，但管不得这许多了。下一期我大约可以请假；到第六期，我想译一篇保加利亚的Ivan Vazov的。

先生赶译了的稿子寄来了，但我手头也收到了一些新进翻译家的好稿子。他们希望早点发表，我也觉得这些稿子有更先发表的必要。先生的稿子可搁着，有稿子被搁着，他可安心一点，多休息一下；实际上他是不会多休息的，不过把这份宝贵的精力用到别的方面去罢了。于是先生的稿搁着，一直搁到二卷六期才发表，这样他本预备译的佐伐夫的小说便被免掉了。

这二年来，我要求先生写一点或译一点稿子，他从没有拒绝过，真可说是“有求必应”，尤其是对《译文》，他好像是必尽的义务似的。但我不大问他要稿子。《译文》是他发动是他主办，是他心爱的刊物，但我竭力把先生放在一个不很重要的地位，不以他这面大旗来号召；竭力多刊新进者的译品，到现在与创刊时的面目也许不同，但精神是一贯的。先生每期看《译文》，也特别注意新进者的译品。

但这刊物到要出三卷特大号时，却发生问题了。为什么呢，我借用了先生的文章，“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译文》一在生活书店停了刊，我就走出了文学社；《译文丛书》也搬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了不愿欺蒙先生，我得罪了一大批人，我在上海站不住了，于是决定逃避到东京。一切都由几个穷朋友给我准备好了，我去向先生辞行。我辞了几点钟的行，说了不知几多必须要走的理由，但是他不放我走，他说他要预备叫《译文》复活。我弄得有点进退两难，当时口头答应了先生，再行考虑。但我一跨出先生的门，就决下了心。“不去了！”我怎么舍得离开先生呢？他是伟大的，但他也是孤独的，他为“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而斗争，但他自身也就是一个“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被抛弃在一角，孤独的生活着。我留在上海，在他的身边，在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最大的安慰，但在他也许也可得到一点安慰吧。我这样想着，我决了心，不走了。那晚上友人们为我饯行，我说：“我已决定不走了。”

《译文》停刊了，但我们会谈的时间更多；我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生活是苦的，但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这怕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吧。

但《译文》终于又复刊了，先生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他比以前更关切它，我们也用了全力办。但不久先生病倒了，在起病以前他还译好了《死魂灵》的第三章。他病了，我把这第三章又搁下来，预备在他痊愈之后再发表，免得他在病中老挂念着。到了上一期他觉得好一点，自己坚持要发表，那知他还不及看到上期《译文》，他就……

十月十七日下午他受了风寒，夜里三点钟病势突变，到十八日早晨他已无力说话，但是他因为想到《译文》的广告十六号十七号都没有登出，杂志也没有送去，他焦急地要看看这期有些什么文章，于是他问广平女士：“报上有没有广告？”广平女士告诉他《译文》的广告已刊出了，他的《死魂灵》登在第一篇，此外还有些什么文章。他听了还不满足，说：

“你把报纸同眼镜拿来——”

于是他把报上的《译文》广告的目录仔细看了一会。这也就是先生一生对于《译文》的最后的关心了。

他与我们不别而逝！但他是不忍离开我们的。为了数千百万的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先生在这世上还留着未完的工作……

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却遗留着许多未完的工作。这《译文》就落在我们几个弱小者的身上。有先生在时觉得这是轻易的工作；先生死了，这将变为过重的负载。但我们要负下来，直到尽了我们所能尽的力。亲爱的读者诸君，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着你们多方面的助力！

十一月十五日

（1936年11月16日上海《译文》月刊新第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