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
“但是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十四册中，除掉谩骂，嘲戏，以及零星小品之外，还有委实耐读的文章在。”
“当他专一攻击一种对象的时候，他的文章多半是坏的！”
——叶公超作《鲁迅》
假使过去鲁迅批评辩驳陈西滢梁实秋的文章，在叶君认为是“专一攻击一种对象，”是“谩骂”的话，那末，叶君最近在《北京晨报》梁实秋教授“主编”的《文艺》周刊第三期上所发表的《鲁迅》一文，则尤其是“专一攻击”不能还手的“对象”，是十足的“谩骂”和污蔑！
不过叶君在“谩骂”污蔑之余，同时也说“还有耐读的文章在”，也称赞那“听不见反抗的咆哮，觉不着讽刺的利刃”的抒情小说：——
鲁迅的抒情的短篇小说较比他的讽刺的成功。这或者也是性情的关系。刻画一种绝望，空虚，沉痛的心境实在是他的能事，最好的实例便是《伤逝》。涓生的悲哀与子君之死同是真实的嘲弄。涓生用“真实”所换到的只有自己的空虚与恨悔和子君的死。从爱的优胜到爱的消逝，再到死的寂静本是极平凡的情节，但著者这一滴的“真实”，却给了这故事异样的色彩。
这是“欲抑先扬”的战法，鲁迅生前就早已向他的论敌指出来了；何况这种“扬”法其实曲解：《伤逝》所表现的并不是什么“从爱的优胜，到爱的消逝，再到死的寂静”空洞的玄幻的东西。“主人公的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但是我们听到的，不是被压迫者的引吭的绝叫，而是疲困的宛转的呻吟；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像冬夜窗隙里的冷风，不由你不毛骨悚然。”（茅盾《鲁迅论》）经济的压迫，便子君苦闷烦琐，使涓生因而对她误解，疏冷，以致“幸运的恶化”。这在当时像徐志摩大诗人所歌咏的“呵呀呀，我的爱呀”式的火热的恋爱小说盛行的氛围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的“作风”：它告诉我们经济的魔手在支配着所谓纯洁的爱情，经济的压迫一旦到来，涓生家庭的小天地也就起了变化了。能够永远“呵呀呀，我的爱呀！”的，像涓生似的失业的小书记是一定不可能的呀！
总计叶君这篇洋洋洒洒四五千字的大文，除了这样曲解式的“称扬”以外，就只剩他之所谓“谩骂”了；现在就请读者看看他是怎样在“谩骂”并污蔑死者吧。
一 “他的影响终于只是空虚与绝望”？
“经验告诉我们：一味地不平，愤恨，咒诅是无用的，至少是不够。时代确乎是抓住了：他有我们大家此刻的空虚与苦闷，表现了我们内心的愤懑与绝望：不过，他的影响终于只是使我们沉溺在自己的愤慨与失望中而已。他那反抗的咆哮，无情的暴露，只能充实一时的空虚，有时还能给我们一种膨胀的感觉，也许就是安慰，不过转眼却又依然是空虚与绝望。”
这和九年前钱杏邨说鲁迅的作品“展开来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和“没有出路”，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一味的不平，愤恨，咒诅”当然要使觉得天下太平的正人君子学者教授们不舒服，并且“给他们的世界上多一点缺陷”（鲁迅《坟》的《后记》中语）。就不但“无用”，而且可恨了！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无用”倒是“有用”，“可恨”也便是他的“可爱”！这道理只要稍微知道一点托尔斯太，托斯朵夫斯基，果戈里，柴霍甫……的作品所表现的“暗灰的”“空虚与绝望”的和“没有出路”的俄罗斯人生，是怎样的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俄国社会改革，是无需再说的，但在专精英国文学的叶君（闻叶君现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也许不大了解或不愿了解吧？本来，在英美绅士学者的眼里的俄国，是怎样的一个并无文学的野蛮之邦呵！鲁迅的作品当然也就只是毫无道理的“一味的不平，愤恨，咒诅，”以致使他们“绝望”了！
然而鲁迅死后尚被人如此的曲解，污蔑和谩骂者，也就证明他的作品不是真的“空虚与绝望”！
二 “个人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
“他实在始终是个内倾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无论他一时所相信的是什么，尼采的超人论也好，进化论也好，阶级论也好，他所表现的却总是一个膨胀的强烈的‘自己’。撇开自己来想一桩事，在他大概是不常经验的。给他做评传的人都爱着重他几次的‘转变’，其实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是切己的琐事比世界的哀愁关心。……老实说！这地方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吧，——如果我的身边革命起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末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见《三闲集》十七面与二十六面）这大概不是反话。我们可以想象，假若人人都主张共产主义，并且大谈而特谈无产阶级文艺，鲁迅也许就会因此而转变到别的主义上去吧。前些日子，上海的报纸都登过周启明先生的一段谈话，他也这样地感觉。他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这大概是比较接近真实的看法。”
鲁迅原来是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毫不愿意牺牲自己，倒想“静静的坐下，喝一杯牛奶”的享乐的“个人主义者”！原来是“假若人人都主张共产主义，且大谈而特谈无产阶级文艺，鲁迅也许就会因此而转变到别的主义上去吧”的毫无道理的与众不同，故意和人别扭的“个性主义者”！（这已经不是“个人”主义者，叶君错用了名词了。）
这是如何的对于死者的谩骂和污蔑呵！
叶君怎样断定《三闲集》里的这一段话“大概不是反话”呢？就不会是像叶君所说的“当众无隐讳地暴露自己”，也就是暴露而且讽刺别人吗？(www.xing528.com)
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文学作品都通过了作者的生命，都有作者的“个性”在内，都是广义的“个人主义者”的产品，鲁迅的作品当然有鲁迅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有鲁迅的“个性”。但鲁迅决不是离开社会的孤立的什么“内倾的”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故意与众不同的“个性”主义者；同时也不是周启明所说的“虚无主义者”。不错，“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是有着虚无主义者底反抗一切的精神的，但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讽刺和幽默，是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所引均何凝作《鲁迅杂感选集序》中语）。与脱离现实，否定一切，理想过高的虚无主义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只有自己的“个人主义者”和故意与众不同的“个性主义者”，他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这是叶君对于死者的谩骂和污蔑！
三 “浪漫气质”与讽刺
“事实是，鲁迅根本是个浪漫气质的人。有人曾拿他和英国讽刺家斯伟夫特相比。他们确有相同之处，但在气质上他们却很不相同。我们的鲁迅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斯伟夫特是理智的，冷静的，总有正面文章留在手边的。”
“鲁迅在文章里是比较容易生气，动怒，因此也就容易从开头的冷静的讽刺而流入谩骂与戏谑的境界。”
“一个浪漫的文人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去实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文人是否“根本”有什么“浪漫气质”和“理智气质”的分别呢？我想稍有文学常识的人是决不会这样肤浅的用“气质说”来论断一个作家的。在鲁迅的杂感和小说中看到的只是热情，愤怒与讽刺，找不到什么“浪漫气质”的气氛；但倘强指热情，愤怒为“浪漫”，则鲁迅的“浪漫”也是建筑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德法三国诸浪漫主义作家，多半取材于中古，以表现其新与资产阶级当代人底热情的反抗精神，以“浪漫”于封建社会束缚之外者，实不能同日而语。至于和流俗所谓“浪漫”，如“呵呀呀，我的爱呀”之类，也不知相去几千里了。相反的，鲁迅之毫无“浪漫气质”（假设文人都有叶君所谓天生的“气质”的话），鲁迅之为一个现实主义（旧称写实主义）作家，在中国以及世界文坛上，已经是不成问题的结论。他固然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但他同时也是“理智的，冷静的”！我们无论在他的小说或杂文中，决看不见他的“为抒情而抒情”，和毫无“理智”的“浪漫”的“狂放”！他的抒情固然带着“感伤情调”，但也有愤怒和浓重的悲哀；这愤怒和悲哀就是由于他用冷静的理智观察了生活的结果。所以他的“理智”和“冷静”决不少于叶君所专精所称扬的斯伟夫特（Swift），其实斯伟夫特在《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对于英国的资产者社会的辛辣讽刺；把英国的议会，党派的斗争，大臣的更迭等等化为滑稽；使英国上流社会之腐败堕落受着鞭打，……”（弗理契著《欧洲文学发达史》）也不怎样象叶君所称扬的那样“冷静”和“维持写作对象的庄严与自由”，大有鲁迅似的“浪漫”“狂放”的嫌疑！“认为把自己的情绪诉之于读者，就等于当着客人脱下自己袜子，在生活与写作里都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叶君告诉我们这是斯伟夫特“对于描写自己悲哀的轻视”的意见，其实说者自己就未曾“轻视”到底：因为“要十分讲究礼貌”，“要相当的压制个性的流露”，不“真挚的表现”“个人心境”，要保持“有教养”的绅士学者架子，也就不能“博得许多读者之同情”了；所以“斯伟夫特这话与他作品的大体”是并不“确是相符的”。
叶君并未指出《呐喊》与《彷徨》中那一篇小说是“从开头的冷静的讽刺而流入谩骂与戏谑的境界”；我觉得只有《阿Q正传》：初看好像有些“戏谑”，觉得阿Q有点可笑；但若稍加思索，则你将再笑不出，并将引起你的深的同情和严肃理解的态度。至于其他各篇即使初看似是而非的“戏谑”外形也没有，更谈不到什么“谩骂”！而叶君之所以一则曰“鲁迅的抒情的短篇小说较比他的讽刺小说成功”，再则曰“我们的（！）鲁迅是抒情的，狂放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冷静与讽刺”，则名之以“谩骂与戏谑”；其目的不外使所剩的只是叶君认为的“轻松平淡的素描”和“淡淡怅惘”而已：——
“有一种比较轻松平淡的素描，如《鸭的喜剧》《社戏》等，也可以说是鲁迅的特色。这些素描只有一种松散的故事线索，和快乐里夹杂着淡淡的怅惘，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其实这二篇里的“素描”并不“平淡轻松”，“怅惘”；也不“淡淡”不过较之其他诸篇使教授学者们头痛的“谩骂”来，当然“轻松”得多了！
鲁迅之“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去”，对于有些人们“实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问题倒不在他是否“浪漫气质”。
四 “丑角的色彩”和“杂耍的成分”
“我感觉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等等都似乎是旧戏里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浓厚。”
“鲁迅的讽刺作品（这里只限于他的短篇小说）还有一点缺憾，就是，杂耍的成分太多，如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和阿Q的‘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
中国农村中不幸的男女（地主豪绅当然除外），在高等华人的眼里，没有不是“丑角”的！鲁迅的小说使他们“看见只许多可笑可怜可卑的动作”，则尤其是丑角无疑。所以叶君之说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为丑角，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叶君何以认为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表现着典型的性格”，就是“戏的意味太浓厚”，就是不对呢？难道小说里的人物不准具有“典型的性格”吗？我真要怀疑叶君有没有起码的文学常识了。我过去读《阿Q正传》，《孔乙己》和《离婚》时，不但不以为是“只给了我们一些奴性，冷酷，卑怯等等例子，一些‘卡通式’的描写，……”直觉得是面对着严肃的人生悲剧！对于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的“奴性，卑怯，愚昧以及精神的胜利法”，并不觉得“可笑与可卑”；相反的，这些“被污辱与损害的”底命运，使我同情，更使我愤怒！这是鲁迅的“含泪的笑”或“笑中的泪”的表现近于果戈里的地方，这也是叶君所不能了解或不愿了解的地方！
至于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和阿Q的“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是不是“杂耍”的成分太多，或鲁迅故意掉书袋呢？那要看这些词句的引用合不合主人翁的身份，以及该段所要表现的主要意义？作者先已经说过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为加强这种略说“之无”的三家村先生似的穷酸性格，为使想吃尽孔乙己茴香豆的孩子们笑走，在该段所写的场合，从孔乙己的口里说出“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觉得是非常合适而且应该的！“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也是为证明阿Q“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才引用来，有什么“杂耍的成分”可言呢！
（1937年3月20日北平《文化动向》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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