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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悲与愤:追忆鲁迅先生的生命成果

时间:2023-05-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悲愤——因鲁迅先生的逝世而作王余杞清早起,怀着颗入狱般的心情,走向公事房。这正是鲁迅先生之所以为鲁迅先生。装腔妥协,笑口提携的勾当,不是他鲁迅先生所能胜任愉快的。今年五六月间,当苏联的高尔基病危的时候,中国的鲁迅先生也以病重传闻:高尔基不幸而死,鲁迅先生则幸而转危为安。止于怒目罢了,却无法挽救自身的没落;倒使鲁迅先生,在青年大众追随拥戴之下,更加坚强起来,而成为中国思想界文艺界唯一的巨人。

逝者如斯,悲与愤:追忆鲁迅先生的生命成果

悲  愤——因鲁迅先生的逝世而作

王余杞

清早起,怀着颗入狱般的心情,走向公事房。有人正在捧着报纸。远远看去,第一眼看见一条刺目的粗黑线.心里明白:又是死了人。走拢去,第一眼:

“鲁迅昨逝世。”

我怔住了!

睒睒眼睛,匆剧而又仔细地看过这条出乎意外的新闻,放下报纸,扬起头,没勇气再读一遍。我怕,它使我胆寒。

我感到茫然,如像失掉了凭依,激起满腔悲愤。

登载新闻处附刊着像片,像片上的人似乎在向我凝视,我便也不禁凝视住他。……他那里闪着一对犀利但是充满伟大的热诚的眼睛。这眼睛,我永远记得的,七年之前我还接触过一次哩。

深埋在脑膜里的印象,通过七年的时光,这时又鲜明地重映出来——

手里捏着郁达夫先生给我画的路线图,遵循着路线,我是在追求光明。穿过北四川路,拐过几处转折,到了,步子停在一个并不辉煌的黑门前。叩门。出来一个年轻人,名片递进去,门仍虚掩上。第二次开门的恰是我专程访问的主人——(十月十九日)早五点二十五分在上海逝世的鲁迅先生。

门里通过一方小天井,连接着天井后面的是楼房下的一间客厅。称作客厅,似乎稍嫌严重:其实是一张方桌四只椅子之外,别无长物。

边问着我何时到的上海,边给了我一支烟卷。一点小小的改变被我注意到:记得他在“北京”(在没称“北平”以前)时专吸“翠鸟牌”,如今已改吸“阿坡罗”了哩。

燃起烟卷,我的眼光才有余裕向他脸上一瞬。——只一瞬就叫我为之肃然;面庞依旧清癯,胡髭愈觉浓黑,刚毅而祥和的容光隐约在眉目之间,两眼有神,照彻我的心腑,无所逃避,我只好被解剖般地陈列在他面前。他的体魄并不魁梧,而我自己却变得异常渺小。九分亲近间,一分压迫,我领受着。

我们谈着话。话是他的特别多:谈到在上海的生活——只写文章,不愿教书。别人都在排挤他,他只好洁身引退。所以刚去北平,就有人散布谣言。谣言一直逼迫似的,将他送走。

“路过南京,可曾停留过吗?”当时南京刚改首都,我这一问是藏有深意的。

“没有,”他果真愤然了,反而问我:“停留干什么?”

便是在上海,也就难得出街。嘘出一声:“街上没什么可看的。”为了维持生活,大半的时间都耗在译书和做文章里。那时他正发表了一篇长文,痛骂着一个人,现在提起,还有余恨。

不错,他一直在怀恨,他正恨着一切顽固地保持与变相地利用自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劣根性的典型人物。在登载他逝世消息的新闻中,并及遗嘱七条,那是从他最近的一篇杂文标题着《死》里面摘出来的。其中的——

六、别人应许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亲近。

而七条以外,还记得的,又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正是鲁迅先生之所以为鲁迅先生。装腔妥协,笑口提携的勾当,不是他鲁迅先生所能胜任愉快的。比方就在《死》一文中,又曾提到“向北新书局去算账”的事,这件事,以我所知,远在七年以前已然闹翻过,曾经身任调人的郁达夫先生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委;而我看见鲁迅先生时,他因为我有一篇译稿将登在《奔流》的翻译专号上,便又谈到出版《奔流》的北新书局及其老板。

“赚了钱开纱厂,积欠的稿费却一个不给!”又是一番忿恨,结束了这段谈话。

倔强的持续着这种精神,一直到他停止了最后的呼吸。身经百战,战无不胜,于是社会上身披着美丽外衣的诸色人等,在他的笔尖之下,都不得不赤裸裸地现出原形。现出原形,本来难堪,计无所出,惟有“好意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盼着他死。

不幸,真是不幸啊,他竟忽然地匆匆死去了!(www.xing528.com)

说是,匆匆真是匆匆!今年五六月间,当苏联高尔基病危的时候,中国的鲁迅先生也以病重传闻:高尔基不幸而死,鲁迅先生则幸而转危为安。——我们在悼念高尔基之外,不是偏心,总觉窃喜。中国之有鲁迅先生,犹如苏联之有高尔基;鲁迅先生是中国的高尔基,高尔基是苏联的鲁迅;固然他们同是国际的作家,同为全世界的大众作斗士,但为了同国异国关系,鲁迅先生所说的和所写的,实质与文词(那就是有人所评为“给予青年以不良影响”的“尖刻笔调”!)自然都比高尔基更使我们了解,更感到亲切。高尔基去了,留下鲁迅先生,对于我们,更该可以自慰。而现在,不幸已然转危为安的鲁迅先生又匆匆死去了——只留着不死的精神永息在我们心里。亲者痛,仇者快;哀悼之不足,而且令人悲愤。

中国诞生了个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却为中国创造了个新时代。自“五四”以来,永远站在前线,掀起了惊天动地的狂潮,一切思想文化艺术立时转到了个新方向。撕坏旧的,扶植新的,领导青年,向前迈进——从而高声“呐喊”。抡使着一支尖利的笔锋,刺穿了腐烂社会中寄生着的蛆虫们的私隐,私隐揭开,触着痛处,恼羞成怒,转而怒目相视。止于怒目罢了,却无法挽救自身的没落;倒使鲁迅先生,在青年大众追随拥戴之下,更加坚强起来,而成为中国思想界文艺界唯一的巨人。

但是,将他和高尔基相比,鲁迅先生是远不如高尔基幸运的;在“十月”之前,莫斯科艺术剧院还能上演高尔基的《夜店》,被称是“艺术剧院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创造者”,在中国呢,所谓纪念碑的作品的鲁迅先生的《呐喊》却惊不醒大众沉沉的迷梦。——青年们应该被惊醒了的,可又经不住腐烂毒菌的蔓延和侵蚀,终使自身也成为腐烂;既成腐烂,便躲不开他锋利的笔尖,笔尖刺来,倒戈相向。”竖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他自己也曾慨乎言之。因而善说风凉话的便得意忘形的辗转相告:“他鲁迅,呐喊之后,只有彷徨。”

其实鲁迅先生并不彷徨,终其身,自《热风》《野草》两集《华盖》,以至《而已》《三闲》《二心》《不三不四》《南腔北调》《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等,莫不秉着一贯的精神,肩着暴露与肃清的工作——一件难苦的伟大的工作!人们的风凉话,偏偏落了空。

因此就又有人说了:“鲁迅已失掉了创作的能力。”便在他死后的今日,还有些满身毒菌的编辑们,轻蔑地惋惜着:“可惜他晚年受人利用,作无谓的论战,而无所建树”云云。然而一本《故事新编》,足可以堵塞住他们的嘴——却是受人利用,倒也不错。远之,历来受遗少们的包围,遗少们借之以成名;近之,大办治丧处,汽车阶级大出风头。久已断绝往来的“学者名流”,又忽然一变而为老朋友,高谈其相知之深。有的自称作家的新闻记者,报告消息每次不忘写上自己的名字,以期跻于作家之林。这些都是明证,而在他四面受敌的生前,谁又曾赠给过他什么?——像苏联之于高尔基:将莫斯科的脱爱儿新卡厌街,改名高尔基道,将他的故乡尼诺乌各罗德城改名高尔基市,将莫斯科艺术剧院加上他的名字,改称高尔基艺术剧院等等,不一而足。至于我们的鲁迅先生呢,他自己说得好,“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认真。”则一身的自由与安全,尚且无从保障,何况如此隆重的纪念事业?政府当局,这且不言。就是号称的文化团体和上述那些“学者名流”以及“作家”之类,例如奖学金的筹集,研究所的创设,向来也无人提倡。这般人,倒似乎并不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而在他死后,却又哀而不伤地深致其悼念之意。事实不容情,偏偏留下个大幽默;更使他的遗言变成真理,乃愈见其人之伟大。然而在我,悲伤之情,诚不能自已!

可知他早有先见之明:“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枉受一番恶意的赞扬,自非所愿。——其实也无需乎形式上的表彰。这个巨人,他曾为大众尽力,大众必然对他永世不忘;他将与大众同在,永无穷期。达官贵人似的舞文弄墨,痛哭流涕,岂非滑稽,有何补益?原来达官贵人是另有其流派的,其流派统治着充满了死气沉沉的公事房,自以为举世知名的大作家,在这里委实毫无地位。这里只有上班画到,抽烟喝茶,“今天天气哈哈哈”,摇头吟味报屁股,有时高兴也忽然要问一声:

“您知道,谁的小说儿编得顶好?”

“有一位署名鲁迅的,”我脱口答着。

“鲁迅是谁呢?——是外国人吧?”问的人反而茫然。

除了满脸苦笑,只好闭口不谈。便在今天,从报纸上得到噩耗,拟好唁电,送去拍发,电文开头写着:

“上海鲁迅先生治丧处……”

收报人捧着电稿,看了半天,终于怀疑地抬头问我:

“这人在地方上很有名吗?”

这些:当不是万分了不起的文学家们所梦想得到的,然而这是事实哩!任何的文艺工作者向来不曾引起他们注意过。如果注意了,那便是:“每不免模模糊糊的死掉则有之。”

终其身,鲁迅先生所获得的如是而已!

近半年间,我是仍然为了“寻点小事情过活”而置身于国防的最前线,眼看着些不测的风云无端发生,对于自身的安危,也就不无顾虑。恰巧自己又缺乏面壁功夫,使成为都市间一个隐者,实行自我麻醉,因此下意识的幻象,便随之而时现眼前。有时且不免焦急。并非焦急于寿夭贵贱,只觉得还有一些未完的文字,不曾写完;在计划中的写作,不曾动笔,就怕中途弃置,尽废前功。焦急之至,甚至于坐卧不安,太阳刚刚落下树梢,又惋惜着一天的时光已成虚掷。贴在心上的念头,汲汲皇皇,只切望着要写的东西能够写出;至少已经计划的必须写出,已经开始的必须完成……如此苦思,心里反而更为宁静,愈加无法提起笔来。时光过去一大堆,尽让虚无的幻象苦恼着。怎么成了这样呢?问问自己,自己也不能答复,刚才答复了,答复使我惊奇。因鲁迅先生的逝世,特再一读他被报纸加封做“游戏文章”的杂文——《死》中的一段: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

我的心情,正类乎此。委实记不清楚,是否当初正是受了他的暗示呢?所谓“他的文章给予青年以不良影响,”或者这就是所谓不良影响之一吧?影响固然有,良与不良,又当别论。

他给人们若干最大的影响,第一是他坚强的意志。“革命”何尝不可谈,最得体是在既富且贵之后,弄一个官儿,领一点津贴,奉命作文,随人讲演,既得实惠,又享盛名;比之偏处上海亭子间,艰难困苦,靠卖文过活,何止天渊之隔?然而他终于鄙薄不为!便在临死之前,还曾为文称道章太炎,所称道的也是关于此种精神——其实章太炎还有晚节不保之讥。当之而无愧,惟有鲁迅先生。

除此之外,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至丰且富,堪与日月争辉。而今不幸,他逝去了,正如一颗巨星的陨落,更不幸的是又和高尔基的逝世在同一年中,苏联的鲁迅,中国的高尔基,相偕而去,在国际文坛上,这损失岂能细算?

无须悲愤,他将在我们心里苏生!——七年前的印象还深深嵌在我的心上哩!因又写出一副挽联送他——

“南腔北调,故事新编,威比热风,劲犹野草;

三闲二心,花边文学,声扬呐喊,状隐彷徨。”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写于深夜里

天津《益世报·文艺周刊》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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