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
董秋芳
一
吸过了一小时的粉笔灰，气喘喘地跑进斗大的卧室，照样一眼瞥见一份白中缀黑的日报，冷清清地平躺在案桌上，因为急于要知道目下紧张的时势，来不及把衣上手上的白白的粉笔灰拭去，便坐下来拿起那份冷落了一些时间的报纸翻开来看，看完了第一版的国家大事，接着就翻开第十面的艺文副刊版，——这是我平常看报的习惯。心，虽然说不出怎么样舒适，但也不觉得怎么样兴奋，原来中日交涉还是依然在“布防”和“调整”中蠕动着，作家们还是依样心平气和地在讨论一些艺文问题，或抒写自己和老婆与儿子之间的缠绵的情意。
“吸一支烟再说。”我直觉地这样想了之后就拿起烟来吸了。
这是透气和刺激的最好方法，吸了几口烟，脑子有点晕晕然，精神舒畅了许多。于是举起一只写过粉笔尚在发颤的手，翻开第六面的社会新闻版，看有什么“童子学道”或“女子变男”的新奇消息——我总是怀着这种好奇心去看社会新闻的。
真真出于意外，意外到叫人会惊骇发颤！一行大号的标题字很触目地，很严肃地逼着人去阅读。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碰到这些字面，我把曾经听到过的一些事实来增强我的不信。然而，一二号大的字面，毕竟像铁铸成一般的镌在薄薄的纸面上，坚硬而沉重，几乎要把那张薄纸压穿了似的！如果你是个崇敬人类中伟大的精神斗士的人，崇敬那种敢于辛辣地刺破历史现实的丑恶的精神斗士的人，你不会不感受到带着那种斗士之噩耗而俱来的那些字面的沉重，沉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在我，也许会把那几个字永远地刻在心版上了——
中国文坛巨子鲁迅先生在沪逝世
接着是这样几行小字：中国文坛巨子鲁迅氏（本名周树人）因患肺结核不治，卒于今晨五时二十五分在大陆新邨寓次逝世，氏生于一八八一年，计享年五十六岁……
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由上海发出的电文。
二
很自然地，我记起一九二六年前鲁迅先生在北大教书时和我在北大读书时一段认识的故事来了。
鲁迅先生在北大授的是“中国小说史”，讲授间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使听者忘倦，座无隙地。我也常常抽空去听，我一看到他的神态，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授。身材不高，面色微黄，几乎有点像抽大烟的，——这是他所深恶痛疾的恶习之一。和尚头，而发却又长又硬，看去恰像一个黑的棕树头，上唇生着一撮胡须也是很硬的；你就可知道他是一个不注意修饰的人。在颇高的两个颧骨上，嵌着两只锐利发光的眼，眼皮有点儿下垂，举眼一瞥，你就会觉得他们在刺透你的内心——这是鲁迅先生一身的精神结晶物，当然是最特别的地方了。他的举动，言笑，无一不显示出他的强悍的气质来，——正是惟有他才能写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等辛辣的作品呢。一个伟大的文艺作者，和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同样和先天的资质有关的。
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是我升入正科第二年的第一学期开始时，由一个热心的同乡宋紫佩先生率领着去的。那是鲁迅先生已移居在北平（那时还叫北京）西城宫门口西三条一所三开间的新屋里了。我们穿过南面一埭平屋，穿过长方的院子，直捷走进他的书斋而兼卧室的一间方形的小屋子。房子的北面墙上镶着阔大的玻璃，光线很充足。室内陈设简单！靠北的玻璃窗下，用两条木凳架成一张赤露的木板床——这很可纪念的床；靠东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桌前是一把藤椅，一看就知是鲁迅先生工作的地方，是《阿Q正传》产生的地方。靠桌的墙上挂着两个照片，一个是为鲁迅先生所纪念着的藤野先生，另一个是鲁迅先生自己。
我们进去，鲁迅先生正坐在那把藤椅里，在吸烟。我向他鞠了鞠躬同时简单地叫了一声：“鲁迅先生。”
“坐坐。”他站起来，手指着旁边一把小藤椅，回答我说。(www.xing528.com)
我们坐下来喝茶，随便谈了些关于文化界情形的话。我们谈得很少，像说教那样的话一点也没有。有时我们互相沉默的注视一下，我看出他的眼光有锋棱，我更亲切地认识他是一个深于世情的人，可亲而不可犯。他说话，简单辛刻而有力量，和他所写的文字毫无异样。这一次访问，特别使我明白，他对于青年人是诚心诚意去接近的，因为他唯一希望的是不受旧染之污，能够创造新环境的青年人。
自那次访问以后，我又接着去看他几次。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本新出版的《彷徨》，只说了一句活：“印点书凑凑热闹。”他深切地知道彼时那种喧噪而阴恶的社会赐给人的只有彻骨的寂寞。医治这种寂寞病的良药，只有有意义的书。鲁迅先生一生的心血都化在医治青年人的寂寞病上。直到他的逝世为止，没有疏懈过，没有停息过，而青年人的寂寞病，却不见得随时日而减退，这使他在九泉之下也要抱憾的罢。
凶恶的军阀政客迫使鲁迅先生不能在北平驻足了！他不得不忍心辞别老母，在夏天的炎热下，登上跋涉的征途。他负着生活的重担去寻找新的大陆，却又为社会的阴恶所中伤。带着创痛从福建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又从广东跑回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其间恰好是一年，这一年想是鲁迅先生的生活史中最可纪念的一节，同时也是中国从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史中最可注目的一页，因为中国的旧军阀旧政客遭了新势力的打击而丧失了他们的统治权。这一年是从一九二五年的秋季起到一九二六年的秋间止，鲁迅先生离开北平恰恰是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如果你要明白这个勇于辛辣地刺破历史现实的丑恶的斗士在这一年中所遭受的创痛的实情，你读一读他在一九二七年在沪上所关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辞就够了。他这样说：文学家是预言者，每在事前作传声的号筒，而政治者则最讨厌这个，故政治者每与文学家不合。等到这样的文学家死了，则就无所顾忌，于是又把他称扬起来。
事有凑巧，鲁迅先生开始寓居上海的时候，我也出了学校回到南方，静居在闸北的贫民窟里，度着悠闲而实无聊的生活。自然我们又得见了几面。那时他正受着一些新兴革命文学家的攻击，而从事于热烈的笔战。有一次我往他的寓所去，他很冷静地说：“目下那些人所提倡的革命文学，理论且不管，写出来的文字，拙劣的连新闻文字都不如。”于是我知道他对于文艺的技术修养是很重视的，并且和高尔基所注意的似出一辙。我当时深深地感到他的话是洞中窍要的。试观中国从新文字运动以来，在最有成绩的小说方面，收获也不甚丰富，到如今，还是他——鲁迅先生的作品站在最高峰，没有人能够超越过他。可见技术的修养确是很重要的而实不很容易。我们在哀痛地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得牢牢地记住他的话，并且实践了它。这是最有价值的纪念的表现。
时轮辗到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就离开上海，重又跑往北方去过教书生涯。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访问他的机会了；信也没有通过一次。我只是从出版界知道他努力的方向，我崇敬他战斗的精神。他的年岁不断地长大，他的身体不断地趋于虚弱，而他的战斗的勇猛却和他的年岁与身体恰恰成了个反比！这种不断地扩大的勇猛的精神竟贯彻到双目瞑合为止！然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读不到他那种辛刻有力的文字了，再也听不到他那种意味深长的简劲的幽默话了，再也看不到他那种敢于直对现实的强悍的面容了！他遗下了艰苦共尝念念不忘的老母，遗下了见哀不哀跳跳蹿蹿的稚子，尤其遗下了被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交相攻击而婉转呻吟的中国民众。一个战士的投枪不再举起了，新的呐喊的声浪不再发出了！一个老人的死啊，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三
写到这里，我应该说一说我们这个文坛巨星的一生的精神和事业；但是，关于这方面说话的人不在少数，而且要说简单也很简单。为作家的鲁迅，不消说是个写实主义者；为战士的鲁迅，是个反帝反封建的铁手。在创作《呐喊》和《彷徨》的反封建的时期内，毋须讳说，他是个易卜生派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有时要失望而感到悲哀，这种悲哀的情意，在《野草》里流露着，是为读者所熟知的。但当他扩大了视野以后，他就把这种个人主义者的罗漫蒂克气质克制下去了。据他自己在一篇《怀旧》的散文里说，他不了解急于事功的罗漫蒂克的意态，就此可知他对于一时的失望，不会再拿悲哀去了场的了，他的思想的改变影响了他的气质。这一点，我觉得非说不可的。
我的意思还是侧重在他的为人。
我觉得鲁迅先生是最忠厚不过的，因为鲁迅先生是个“可欺以方”的人，试看他所竭力提掖过的许多青年作家，一到有了所谓“地位”以后，都纷纷地散去，去赶他们那锦绣的前程，把他所属望的都丢在脑后，岂非被欺以方的明证吗？
鲁迅先生的忠厚是由于他的心地纯正。他相信自己的事业，他执着于自己的事业，不因祸福利害而改变他的初志；他是具有硬干韧干那种傻子精神的。据我个人的经验，他对于任何一个人感到某种长处或好处的时候，他就念念不忘地注意他，甚至量力之所及去帮他；反过来，一个人的坏处被他觉察了，他就绝之唯恐不远，招怨亦所不惜，这就是不圆滑，是心地纯正。然而，世间的人，往往喜欢人家的“口蜜”而不注意他们的腹剑，无怪对于明战交锋的人，要加他偏激的毁语的了。不幸鲁迅先生正踏在这种陷窟里，真够叫人气愤不平的。
鲁迅先生有许多足为青年人模范的美德：刻苦耐劳，认真周密；他的作品是从这些美德里产生出的。更其重要的一点，他不轻易指口批评人家；我从没听到过对于当时那些和他打着笔墨官司的人有些恶辞，这也是由于他的心地纯正的缘故。
现在这样一个好人，经过许多人圆滑的嫉恶的轻佻的眼光的辐射，带着一身创痕，悄悄地离开这世界，而往地下长眠去了！
这是人类的一种悲剧！
（1936年11月1日上海《多样文艺》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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