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熙
鲁迅这名字，应该大书在艺术史上的，却因为他在文学上的功绩，遮掩了艺术上的记录。
先生幼年就爱画，一生不见稍减，与我相见时，谈艺术的比较谈文学的更多。他在北京时代，很爱线画与黑白画，他是介绍英国Beardsley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以后是介绍版画，中国木刻的荣耀的前程，也是鲁迅先生开辟的。因为我想学画，大先生与二先生都很热心的指示我。我出国的时候，同学陶元庆亦到北京，绘画上很得大先生的帮助。
我于民国十四年回国后，想用法文写一部“中国故事”，第一篇是关于龙的，大先生说：“我有中国最原始的龙”，于是找出他所藏汉碑拓片来看，这是我看到他的汉碑的第一次。他要我帮他整理成书，十五年春，奉军进京时，我到上海来了，大先生亦于不久往厦门大学。经过上海时，行李中有只大柳条箱，就是汉碑拓片，但整理工作终于没有开始。
先生所译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的封面，是云的左右连续图案，有鸟头象征，是先生自己采取碑文而设计，并不是我画的。
鲁迅先生有丰富而热烈的感情，为一个艺人所必需而难得，在艺术上比在文学上更为需要。先生的爱憎十分深厚，他只有友与敌的两极端，他的友与敌个个都是达于极点。而且随时有从这个极点变到那个极点的可能。这种性情，在人事上容易发生阻碍，于文艺上却大有裨益，他不必用笔墨及思想的夸张，在外来的感觉中即刻成为浓厚精锐的提炼品，如酒之精，铁之钢了。
他的文字与思想常被人指为绍兴人的特质；文字简练，思想深刻，在圆润轻妙中深藏锋利，似乎绍兴人确有此通性。但有一点为绍兴人所最缺乏者，即为鲁迅先生所有丰富而热烈的感情。绍兴习惯，遇事划算，预定目标以后，按步进行，越王句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其代表。进行是直线的，不多方并进，亦不走回头路，一切都以冷静坚忍出之。鲁迅先生的一生如长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缩，没有直线，也不怕回头，于是学水师，学路矿，学医，学文，为友为敌，为敌为友，如此感情丰富而热烈的人，在绍兴先贤中，即诗人与画家，亦不见一人。绍兴的地方色彩，可以产生学术思想家，而不宜于艺人，鲁迅先生确是特殊的一人。(www.xing528.com)
文艺家的任务——至少是在现代——在于去旧换新，所以文艺家以批评不良现状而引起革命为能事，于是随时树敌，虽非敌人，亦愿视为敌人，以为练习，服饰举动，亦必避免时俗，以别庸众。这不是骄傲或矫饰，实在是艺人不得已的生活。鲁迅先生以这个理由及与同盟会革命友朋相亲近的缘故，就时时招敌，或者有意的树敌。
先生对我说过：他幼年时，在乡下海塘上，用竹杆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丛中出来，在人后追得很快，人到一个地方转弯，就见蛇向前行，几十条不断。这所谓拔草寻蛇也。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就以这方法用于恶人；到了第三个时期是对毒蛇迎头痛击了，正是法国左拉，苏联高尔基的工作开始，可恨的病夺了他去了。
他常常赞美孑民先生从弟谷清先生的打狗法，他说：有狗咬来的时候，尽管对他作揖，尽管退后，退到水边不能再退的时候，呜的一声，一脚踢到水里了。
鲁迅先生虽然赞美，但绝对不用这种打狗法，他不肯打恭作揖，也不会等待与忍受，见人就直接的攻击，他眼睛中的人物无分轻重，虽小孩与疯人以及大家认为毫无理由的批评，他一样的重视，立即发出喜怒的盛情。这是大多数艺人的通病，也是难能可贵的特质。
此外关于技术上的可贵，是他观察的深刻与笔墨的简练，从来不使阅者有倦怠之感。
大家都知道，先生完全描写社会的阴暗一方面，但他的阴暗中都用美丽的色彩，比他人的光明还要美丽，这美丽使人要看，爱看，看了倾向到光明一方面去，《故乡》一篇与《野草》中最为显著，其他处处如此。这是艺术的使命，也就是鲁迅先生艺术产生伟大功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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