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相遇：新文学之路的启示

鲁迅和我

［日］鹿地亘

风　　貌

二月六日

在约定的时间之数分钟以前，我到了N书店。N氏在和蔼可亲的圆脸上露着笑容说：“他就会来的。”我觉得肌肉紧张起来，举起手腕而看看表。那时候鲁迅来到店门口了。

鲁迅！终于会见了鲁迅。

我不自觉地立起来，N氏说：“啊，来了，来了，”微笑着站了起来。

这就是鲁迅。

苍白沉郁的脸孔，幽静而极澄清的瞳神，不加梳理的短短的头发，重量偏在两端而自然地闭合着的安静的口唇，包涵于沉静之中而不能不惹人亲昵的温雅的小皱纹——以前就是在照相上我也没有见过鲁迅。但不至于错误，我就直觉了：那样的风貌另外人是不会有的；这不是鲁迅以外的风貌。

鲁迅挺着穿深浓的青紫的长衫的身体，用好像踏查似地一步步地进行的脚步向我们走近了。后面有个只有自脖项以上是高的大个子的男人，在秃顶的圆脸上，便眼尖和小儿似地笑着而跟来。那是H君。我们由N氏介绍，低了头，被引导到就在店里面的N氏的住宅里去了。

鲁迅一就坐，就开始问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才成了自由的？健康如何？我就觉得热血涌上心来。几乎要哭了出来。我自从流浪到外国以来，初次寻到了要他听我说流溢出来的话的心儿。

但鲁迅始终是静静的。

“中国的文学者现在怎么样？我们自从听到了一九三二年的血腥的消息以来，几乎断绝了消息。有怎样的文学家在做怎样的工作呀？”

我抑制着自己，却接连地问他。

“中国的文学，在我们那边还未充分地知道。若是读先生的东西……又有体系的鲁迅论有没有？中国文学的轮廓大略可以窥见那样的文学史的研究有没有？”

鲁迅以同样的幽静的语调，逐一回答我，关于文学史的研究，没有好书，只有直接读具体的东西。关于他自己的呢——虽然稍稍过誉——有瞿××写了的书；他说那种书以后送来给我。

我谈了日本和日本的文学家的情形。就是在那时候，鲁迅的幽静的眼底里也有使对方肃然正襟的诚实，和如同在地底不会消灭的火一般的情爱燃烧着。

“你现在住在哪里？……在上海要住多久？”

我回答说：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只想看看中国的文学者们。可是我在心里却分明地想留在中国求学问。

关于这次最初的会面，我已经在《文艺》六月号里写过了，不再详述。不过H君后来对我说了如此的话。——“那时候先生和我都没有想到日本的你们诸位会到这里来的，听到了你的名字而觉得惊异。想起来的确是自从一九三四年听到了你的最后的消息以来的事情：鲁迅为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决不流露于外表，而悄悄地私自去做。那时候先生很为你担忧，也想念你的生活。”

我没有倾听这些话，而在心里则深切地感动。不久以后我借鲁迅和N氏的援助，和改造社联络开始了中国新文学的介绍和鲁迅杂感选集的翻译。那种稿子承鲁迅一一详细地过目。鲁迅的许多费心，是不能逐一详述的。

不久之后，就有载有瞿××的文章的出版物和好几册杂志寄来了。我以朋友的帮忙就开始翻译这种东西。我读着在这个国家的新文化的建设的前线上死去了的领导者的文章。眼睛里仿佛浮现了鲁迅的风貌。

若说那眼睛是贮蓄着中国的历史的深深的H，那么那步子便会走过了惨苦的历史的鲁迅的终身的走法，是一步也不走不确实的步子的沉着的脚步。决不急于向前，却不知休息，也不能阻止。那种步子的休止的时候便是鲁迅的永远的休止，死亡的时候。一直向前走，决不把目光横瞟。用大声威胁，谁能使那眼睛横瞟呢？谁能使那种脚步着忙跑走呢？被鲁迅名为苍蝇的许多人，始终因此徒然叫喊而翻了筋斗。

青年和鲁迅

葬送完毕后的第二天，就是十月二十四日。H君和O君来了，我的脸孔瘦了——这一天有朋友对我说。而从H君的圆脸上则好象削了似地失去了肉。他默然在椅子上坐下，无力地说：“我连可以哭的地方也没有了呢。”他说了之后抽搐着身体而啜泣。我也眼泪流出了。H说：

“对着他是无论什么都可以谈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情他从来不推诿别人，而由自己的肩子承担。”

他的话，在我的心里也深切地感应。我不能不回想在鲁迅近旁过了的九个月的情形。

我到上海来，是混于巡游乡间的戏子们的巡回献计之中而来了的；我为故国的阴暗和孤独所压迫。

在黑涛翻腾，云海奔驰的玄黑中，我立在摇动的甲板上，我的心儿动荡着。

在中国没有认识的人。只使专思前进之心毫无目标地驰骛于奔腾的大海的极边。能与鲁迅会面，是想也没有想过的。在东京是只流行着谣言，说鲁迅是从政府的合法的世界躲藏着。

“做事罢！开始做事罢！”

我被再唤回了涌上来的奋起，是在遇到了鲁迅的温和的无言的激励之后。他的眼睛能唤醒对方的良心；是没有诚心的人不能正视的眼睛。

从那时以来，我和鲁迅时时会见。我记得有许多事情不谈，因为我不觉得有谈的必要。时时有非读不可的书和杂志寄来，我的译文，时时被加上了仔细地看过后所写的校正的细字而寄回来；又有时送给我以附有如次的恳切的话的杂志，就是说：“虽然不是有趣的东西，译了出来会变成金子罢。”鲁迅并不表示外表的友情，我却在他的短短的话，温和的谨慎之中感知了不能言传的情意。“对着他是无论什么都可以谈的。”H这一句感慨的话便立时感应于我的心胸，然而这对于我是没有说的必要的。

“我们不想互相谈谈吗？”

我对H君这样说。我忽然感觉到胸中有某种坚强的确信占据着，了然意识到这是与鲁迅的记忆连在一条线上的。这在九个月以前是没有的；是在这九个月之间在我的心里成长了的。

所谓鲁迅的影响是什么呢？关于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中的鲁迅的先驱的事业，文学，白话运动，美术，版画运动的开拓，将来会另有说述的机会的罢。“我不是青年的导师。”这是鲁迅在《写在“坟”后面》及其他文章中常说的话。在革命的事业被推进的当初出来了许多“青年的导师”，鲁迅极恨这些括弧里的导师。他有一段文章说：他接受了一个要买他的书的青年握着的钱而在手掌中感到了留在钱上的青年的体温，因此痛感对于自己的文章和思想所及于人的影响的责任。

我看着听到鲁迅的死而聚集于葬场的万余的群众而想念这种事情。这几乎都是青年，有学生也有工人。哀挽的大旗聚集了无数，其中见有“失我良师”的话。他自己说“不是青年的导师，”而一切青年却都倾心敬慕他。这是由因终身不屈的战斗而被锻炼了的“诚心”发出了的光辉。一触到这种光辉，人人都被化为温暖，在心中生出了无言的激励。这并不是向人“指示行为”，而是唤醒“对于行为的热情”的东西。在我的心里忽然意识到的某种坚强，我确信这的确不是其他东西。

H等回去了之后，不多时就有青年画家S.P来访。他十分明白我是如何忙，却说他没有可以去谈话的地方而眼泪涌上来了。他说不久就回去，颓然在椅子上坐下了。他在做S中学画家教师，为鲁迅所深爱。我听到了如此的话。

据说S中学里有个不好的教师。我也听见鲁迅先生说过这个人的事情。“有个人每月专买N书店里由日本寄来的进步的杂志。我也往往在他专买了之后去空走的。后来调查起来，知道他是中学校的教师。听说是和××××××有关系的。他是专买有害的书物的。”我和店主人说：“你立即又去寄些来，尽管叫他买了又买，定会很赚钱的，”鲁迅笑了。大概是这个先生罢。听说他因为S.P对于鲁迅的丧事帮过忙，就说他“也是康牟尼斯特罢，”正在设法追逐他。我激怒了。在鲁迅的出殡时举了手的这个癞皮狗大概是青年的导师罢。对于这些奴才们，青年应有什么样回答呢？

我因为要S.P不至于颓丧，安慰他说，关于他的事情我们也尽力商量罢。在另一方面，我在脑中画了奔集于葬场的青年学生的群众，被教师所率领的无数的小学生。

病中的鲁迅

我和鲁迅特别亲昵的开始谈话，是在他的病暂时回复小康，被医师再允许了会见的八月以后。

六月的某一天，我为欲修养工作的疲劳，出了家里而到N书店去了。鲁迅正在那里，我欣然向他问候。他的脸色是苍白的，时时发不适意的咳嗽，较平时更少发言；我忧疑他是为了什么不高兴的缘故。却并不如此。我问他是否生病，他回答说：“是气喘，没有什么要紧。”就是在苦痛似的咳嗽之间，他的眼睛又因平时一般的和气而幽静地光耀了。不久，S医师顺便来了，他说：“我也请你稍稍看看病，”因此和我们辞别而和医生一同出去了。我的耳朵里留下了他的苦痛似的咳声。——后来传来了鲁迅病危的消息。

我为什么那一天忧疑鲁迅是不高兴呢？这是有一种理由的。因为当时在文学界有“联合战线”的问题发生，我知道他对于那种工作方法有某种不满意。那种运动当然是不能不发生的，关于它的意义，鲁迅也充分地认明。但对于实际上形成着该运动的主流的青年作家中的一部分作家所有的观念的倾向和政策上的焦躁觉得不满，对于依然被残留着的人们之间的“宗派”的弊害觉得失望。尤其是在左联陷于苦难的时代一直坚守到最后而经历了种种事情的鲁迅，取了“暂且让我看看”的态度，实在是当然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这想要得一个详述鲁迅的意志的别的机会。(www.xing528.com)

总之，在青年作家们的一部分之中有焦躁的气味，这是不容忽视的事情。虽然是当然的事情——他们想把鲁迅当作新运动的旗帜。他们或强制催促鲁迅“参加组织”，或忧虑鲁迅的静观是“反对组织”。鲁迅是无需乎催促的，这是因为鲁迅的路在中国新文学的大道以外是没有的。他不过一时静观而已——青年作家们原来只要进行他们的实质的工作就好了的。但是事实往往缺乏圆到。鲁迅在病床里不见有他们所做成的“工作”，而只接收了他们的拘泥于“口号”的字句的论争和“催促”。

在鲁迅扶病执笔写了的几篇文章之中看出了“对于新运动的反对”的人们。我想对于“新运动”的实质的展开的理解是不充足的。鲁迅期待它，看着它。他最憎恶的是旧式的政治家的策略。他有时不能自制，对于运动的弱点加以尖锐的一挟，对于想强制地引诱他出去的政策的手段，则以冷静的沉默回答之。

“我在希望你们停止字面上的争斗而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个人是否参加组织，你们现在不必这样作为问题的。”——含在有这样意思的“病中谈话”里的鲁迅的意向和态度，人们是应当充分地了解，以各自对于工作的努力给鲁迅以安心和激励的。

我记得是八月半左右。我初次到鲁迅的寓所去慰问他的病，一时曾经传说过病危的他，那时候已经渐趋平愈，虽然还似乎要发烧，而在精神较好的时候，已经时时坐在桌边执笔了。

“哦，是你吗！请到这边来！”

我由N氏作伴，走过走廊到了书斋门口的时候，已经听到鲁迅的有精神的声音了。我初次看到了畏敬老友的书斋。多么朴素呀。在不满十坪的房子的窗边有两张桌子和椅子，桌上和四壁都堆满了书籍，至于家具，则除了床铺和几把椅子之外没有什么装饰。在这样的房里，我看见了只穿短衫裤子的鲁迅的留长着头发和胡子，非常消瘦衰弱的小小的身姿。

“请不要客气……请照旧睡着。”

我着了忙，忘记了问候，而制止鲁迅起来。我看见他那么衰落而很心痛。可是他却精神很好。

“已经不要紧了。若是只起来坐坐，大抵是可以的了。”

看见久隔之后的来客，他似乎很快乐。病中的他移椅子来请我坐，拿烟来请我吃。我探问他的体况，为了他在病中送了我的《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而道谢。

“那是病中的工作，是早已计划了的。我还做了另一件事，就是×××的纪念。”

他这样说，一面拿出了装订华美的《海上述林》。

“奉送你一个纪念品罢。”

我在手上感觉到书册的结实的重量，翻开那华丽的书的目录来看。其中大部分是收集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翻译；他说“在下卷里想收集其他翻译，编成一册。”他一页一页翻开给我说明。我因此知道在中国于一九三三、四年顷已经有翻译恩格尔思的《关于文学的书简》和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献的先觉者，同时也感知了鲁迅爱好怎样的工作方法，而觉得很愉快。后来S.P等青年问我“关于现今的文学运动的口号的论争你有怎样的意见？”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话。

——请看这本书罢，这里有中国新文化开拓者的工作。比诸浪费时间于少有成效的论争，他更爱默默地做着能成为文化的启示的实际必要的事情——无论是翻译或绍介。倘如人人都肯努力，以期能以这样的工作充满种种出版物，以代替那种气力不足，无穷地反复的论争，那么“联合”自然会成立的罢。在工作的实质不足的地方，无论何时总是感情和字句的琐末的冲突不绝的。口号的论争也是好的，然而如果基本的方向一致，那么就不必拘泥于琐末的字句的问题，各方面的人都应当从速努力充实工作的内容的。

鲁迅的工作就是这个。他在病中不曾休息，出版“版画集”，编辑《海上述林》。这是鲁迅以外谁也不曾做过的事情，听说鲁迅曾这样说：“因为这是谁也不做的事情，我来做罢。”

不可不使鲁迅休养，不可不禁止他工作。——身边的人们劝他转地疗养，他却决不肯“下野”。

他说：“保养是什么一回事呢？我向桌子执笔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靠在椅上看书的时候是休养的时候。若禁止这种事情算是休养，那在我是不可能的。”

要使他休养，似乎无论如何都没有办到。

那天夜里，他亲自拿出珂勒惠支的原画来给我们看。我担心鲁迅疲劳，屡次站起来。

“我很好，不要紧的。”他每次这样说，表露了不少满意的神气。听说他后来和H君说：“他以为我有病，当即回去了。”

最后的会见

十月十七日

从早晨起刮着寒风。

H君来了，帮助我进行《鲁迅杂感选集》的翻译；后来有了疑问的地方，他说“我出去一下子”，就到鲁迅那里去了。不到一小时以后，我听到H君在窗下喊，立刻就往下面看看。我很惊异；鲁迅和他同来。我连忙跑下去，打开了后门。鲁迅希罕地戴了帽子，微笑着走上楼梯来。

“身体可好吗？”

“好的。”

他亲自把帽子放在我的书箱上，他说与其坐我请他坐的柔软的帆布椅子，“还是坐稳固的椅子好，”就拿了一把方形的木椅子坐下了。我非常忐忑不安。

我不能忘记那一天，以后也尽是不会忘记罢。

从八月以来，我们骤然变成亲密了。我常常去访问他，和他同去看电影。可是鲁迅先生来访问我，这却是第一次，而且竟成为最后的一次了。

因为风吹进来，我想关闭窗门；他却说并不冷，阻止了我。

“你看过了我所写的关于死的文章没有？”

鲁迅以有特征的鼻子上聚起皱纹的笑法笑着而这样说。我是知道了的也知道其中含有遗嘱；但还没有读过。活人议论死，这在我是不喜欢的，所以他的文章，我也以为是老朋友的恶戏。我虽然知道鲁迅的身体被疾病所深深侵蚀，但从他的快活的谈笑之中不能感觉到死的近来。

真也偶然，那天的谈话，几乎始终是谈些与“死”相关联的事情。关于自杀，古今东西的幽魂，芥川龙之介的事情，古老所谈的冥鬼等等。

我似乎还听见鲁迅的笑声。

“在日本，就是被砍了头的人，变了幽魂，也是有头的罢。在中国却是没有头的。”

我们关于死这样地互相谈笑；而就是在那时候，鲁迅也分明地意识着他自己的死，被那种“意识”可怖地追逼着。不过从他的毫无阴霾的笑法和毫不紊乱的沉静的语调是不能感到这种情形的。后来我读了发表在《中流》里的他的《死》这篇文章，方才被冲动了心胸。

……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

以这样的悲痛的决心，他一直到最后为止，为了课于自己的工作而鞭策自己，虽然在外表上，就是在这篇文章里，这些事情，也被他所特有的讽刺和诙谑所隐蔽着。

那天夜里他忽然病又转剧。第二天——十九日的早晨我跑去的时候已经逝去了。

他拒绝我们陪送而在风中出去了的那一天的形姿，宛然在我的眼睛里浮现着。

一九三六、十、二七

（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