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的谈话
［日］奥田杏花
这天是十七日，神尝祭的日子。
在扬子江上游充满着的高气压，起了混乱，从早晨刮起的北风，卷着密云向上海的天空南面吹去。
气温急遽地降至六十九度，天空很阴暗。
我站在傍晚的北四川路的电车的终点，眺望着火光消失了似的戒严令下的街头。突然，一个五六十岁的孱弱的中国人，在尖利的北风中走来，尘风翻起他的长袍的大襟，飘飘然像风也似地进了内山书店。呀，这不是鲁迅先生吗！鲁迅先生自春天以来，就为病魔所缠，时好时坏，直至今天，那种痛苦的情形，还记在我的胸中。
不论是谁，穿着中装或和服从后面受到了强烈的秋风时的姿态，都会有些衰颓之感；可是，今天的鲁迅又怎样了呢？走着的鲁迅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当一阵更猛烈的风刮过时，瘦牛的背脊般的他的帽子的边缘，就像船帆似地被卷了起来。
我已经有三个多星期不曾和鲁迅会面了。在这期间，中日的空气失去了安定人心的力量而愈显紧张。我们在戒严令下，揣疑着今天、明天地度着日子。
在杭州，蒋××聚集了华北将领，正开着杭州会议；在南京，须×与高××正在重作非正式的会谈。最近，日本报章开始散布出乐观的论调，然而，我总觉得未许乐观，有时与鲁迅谈起，他也同样地漏出中日时局悲观的口吻。
但是像今天还在作外交交涉的当儿，他又将有着怎样的观察，而谈些从报章上看到的新闻呢？最近异常空闲的我，于是就立刻跟随在鲁迅先生的后面，走进了内山书店。鲁迅先生走进内山书店当然并不是为了买书。他与内山主人是最亲密的朋友，不大能够分离的知己。在内山书店中，每日从朝到晚，来宾与客人都有着座谈的癖好。中日的文艺家，实业家，画家，各派军人，新闻记者，评论家，旅行者，见面之后就捉住一切的话题加以谈论，然而大概总是讲一些中日问题，经济界的大势，世界上发生的事件。鲁迅先生在写倦了之后也就是常常来参加的一人。(www.xing528.com)
这天傍晚，内山主人出外去了，由担任管理的镰田氏款以日本茶，我从鲁迅先生的后面以手轻叩他的肩头，他回过头来：“呵！久违了”，他的目光闪耀着，这声音较平时的鲁迅精神一倍，他的健康着实使我安心了。
我还不及等待他坐下，就将以下的话相询了：
“鲁迅君，中日关系你觉得将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鲁迅不论在什么时候，他总不愿人家以“先生”称他，所以我见面时总以鲁迅“君”相称。他将最爱好的烟卷用手移开，沙哑的声音就从牙齿间穿过粗黑的胡髭发出来：
“这是困难的问题，究竟会逐渐变糟或者变好，是很难说的。第一，不知道日本在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中国在想些什么，不了解内心的人们中间的商谈，是最为危险的。”
鲁迅这样说着，又燃着了烟卷。我在与鲁迅先生谈话的时候，当他是中国的鲁迅的观念，从来没有过。在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中国的文豪，倒不如说他是世界的哲学者，才能触到他的真正的面目。要是与鲁迅有一言之交，就会觉得他毫无人间的欲望：不论在金钱，在虚荣。若照佛法说来，他已是遁入了“般若”之境的人了。然而，他的热诚，是在努力着怎样拯救中国的四万万民众。他是伟大的哲人。我得倾听这使人受到感动的毫不客气的谈话。他的说话又与烟一起吐了出来：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的玩着。”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翘起八字式胡须成了一字式而笑了。他这天很早就离座，在走出店门时，与平常一样对店里的人轻声地道声“再见”。我在分别的时候曾对他说：“鲁迅君，今天的天气对你很不宜，请留心着别受了风邪。”唉，唉！谁料到这天竟是我听到的鲁迅先生的最后的话，竟是永远离别的日子呢！
（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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