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永不熄灭的思想火炬

盖棺论定的鲁迅

上海《时事新报》

〔本报特写〕万国殡仪馆里陈列着鲁迅氏的尸体，说是有五千青年去瞻仰遗容，据此，则氏之思想影响于中国青年界者不可谓不大。但这老人生前，社会对他的批评，毁誉不一，很难使人认识他究是怎样一个人。因誉之者以其为了不得，而毁之者，却曰“不过如此”。实则鲁迅自有“人不可及”与“不可及人”的地方在：他的长处绝不会为毁之者而能掩没，同时他的短处也决不是誉之者能给洗刷得掉的，本篇虽不是死者的解剖刀，而不能不叫这几日来阅氏死讯的人明白鲁迅究是怎样一个人。

思想偏激其来有由

鲁迅是浙江绍兴县人，世居绍兴城内的覆盆桥。他的祖父、父亲都为县中优秀的士流阶级。祖父周福清，字介甫，翰林出身，曾出宰湘南某县，旋充内阁中书，以案下狱，系三年，才得赦，家道遂中落。时氏方十三。就是常在杂感中所提起的“家遭大故”。不久，他父亲也为受这桩事情的刺激，累及科名，前途绝望，服烟自戕，此不幸之遭际，正是使氏之思想趋于偏激的种子。他和封建社会搏斗，和正人君子搏斗，和礼教搏斗，无一非为家庭之影响而起。这种仇恨，愤懑，怨怒的质素，一直在鲁迅氏的神经中占据着，直至其呼吸休止之日。

革命之念起于影院

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做学生的时候，课余爱观电影，有一次看映一张中国风景片，当中有许多不知从什么地方搜罗得来的一班下层社会间的中国人，其时一部分日本观众，都拍掌称快，且暗中谓：“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断定中国必亡”。（时适甲午之役以后）氏闻此语，不胜愤慨，归后语同学，说要组织一个文学社，想以文学的力量，来启发中国民智。这是鲁迅氏一位老同学钱先生对记者说的，可知氏毕生从事文学工作的志愿，是为了此事而起的。而出发点由于民族主义，当无疑义。

《朝花夕拾》所见一节

辛壬之际，徐伯荪刺恩铭，秋竞雄杀身成仁，革命的思潮，流遍在中国的青年界，氏在东京，甚感兴奋，《朝花夕拾》收《范爱农》一篇，其中有一节谓：

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了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就告诉我：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如果说鲁迅是革命者的话，则此日正是其萌芽之时。从文字的描写上，且还可想见他当日的激烈之态。

一言不合拂袖而起

谁都知道，鲁迅是有脾气的人，只要一言不合，他便会拂袖而起的。虽然年龄已半百有余，也仍然会跟一班毛头小伙子斗气。好胜和倔强是其本色，且每遇一敌人，恒念念不休，惓惓不忘，无论在什么地方，总要带起一笔。他先和章士钊战，继和陈西滢，长虹，创造社诸人战，没有一次不喜欢把人家骂个狗血喷头的，一次又一次，若不胜与兴奋似的。别人平下去了，甚至于忘掉了，而他还不时要提及，要加以冷不防的袭击。譬如说章士钊罢！这是鲁迅生平最痛恶之一人，在他那许多杂文中间，十篇有六篇要拉出章士钊其人，如：“这句东西在章士钊是译作××的”，即在这种小地方，也不肯轻轻放过。和章士钊过不去，自然是章在教育总长任时撤去他“签事”之职的缘故。实则骨子里鲁迅所恨的，乃因章是“名流”，“学者”，“官僚”……之故。

以老卖老不肯服老

中国的老人，大抵不爱人家说老，尤其是女人。而不是女人的鲁迅，也犯了这个毛病，他最恨人谓其老，仿佛老便是“落伍”，便是有被挤向时代进化轮下的危险。这几年来的鲁迅，中国的所谓新文坛上已似乎一致公认此老是前进的，革命的。其实文人总是文人，前进也者，革命也者，无非都是文章里面的装璜，也可说是洋场出版界中的广告哲学，殊不知七八年前，今日一致被青年公认为前进作家的鲁迅，正是昔日为青年所讥为落伍的文人。此与鲁迅固有损，只可怜见读者们的毁薄，当时鲁有：《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在《语丝》发表，可见其不服气之一斑，兹节录数段于下：

……他们因为我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醉眼陶然”；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了，便说“老生”，……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至于我是“老头子”，却的确是我的不行。“和长虹战”的时候，他也曾指出我这一条大错处，此外还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确生过病……托尔斯泰，克罗泡特金，马克斯，虽然有言行“卑污”与否之分，但毕竟都苦斗了一生，我看看他们的照相，全有大胡子。因为我一个抹杀一切“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国呢，自然不免有些特别，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当然成老。……

以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马克斯来衬托出世界的大伟人“全有大胡子”，以训与己为敌之后生，亦可见此老之自负矣。

其实此等文字，双方所握住的观点，皆甚浅薄，近于孩子们斗嘴，在后生原不足怪，而老人也会与若辈一般见识？却不知这正是鲁迅先生的可爱之处。惟其老，而不知老始可贵。

正人君子是其对头

鲁迅之能得到一般青年学生的信仰，就在于他“不老”这一点之上。绅士学者正人君子之流，尝痛斥青年们放浪不羁的思想行为为不是，惟鲁迅则表同情。用尖辣犀利的说话以暴露为青年们所看不来的正人君子，绅士学者们的丑态，许多在青年人达不出的话，惟鲁迅能之，这好像是帮了子侄辈去反抗自己的同辈弟兄，于是就被同辈弟兄们不欢［迎］了。“北京”是出正人君子，绅士学者的胜地，也是礼教之城，好古之邦，怎能容这个偏护和纵放青年的人呢，于是，鲁迅在“四面碰壁”之下，终于惘惘然离开了“北京”城。《而已集》所收《革“首领”》一篇，自己说得很清楚：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枝，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预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www.xing528.com)

说甚导师空头革命

据报载，鲁迅氏的丧仪十分热闹，有唱歌的，有喊口号的，有掮其巨幅之遗像在行列中说：“这是大众的导师”的，……热闹原也应该，鲁迅自有其“人可不及”的地方在。我们所引为遗憾的，只是这班爱鲁迅的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鲁迅，看他们的表示，似乎硬把死者当作高尔基一流人物待遇，要将“革命者”的虚衔给老人戴上。殊不知此等做作，适足以彰鲁迅之短。因为鲁迅氏，始终是个执笔的文人，他没有离开书室一步。如果因其作品中对现在国家所处环境，抱有愤慨气息，即指为“领导大众”，“革命”，那末，这个革命者，充其量也不过是“空头革命家”而已！

一味嘲骂于事何补

鲁迅氏为文，自“阿Q”时代迄最近，作风是一贯的，他对于中国的民族，中国的社会的一切，只纯取了嘲骂的方式。他虽然想做医生，可是只做到开脉案的一步，病人身上所有的恶菌，腐象，固已为其暴露无遗，但只暴露而不下药，于病者又有何补？“革命者”，若专说空话，不实干，那只能算“吹牛”，谈不上“革命”。我们这样说鲁迅，非不敬于死者，实在是想对他作更进一步的了解。至不切实际的歌唱，夸大的口号，恐只能“风光”于一时。

不知世故是其天真

我以为“天真”是鲁迅的本性。他今年虽五十有六，却还不曾看透中国的社会相，以及社会中那班形形色色。这些东西，在二十五六岁人的眼中，原觉有点气愤，但一过了三十，气自会平下去，会感慨似的暗告心头：“呵，这一切，我所看不惯的现象，原为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细胞。”这样一想，罢了，罢了，把先前所认为不行的一切，皆付之一笑，这也就是所谓“世故”。所以“世故”深的人，心绪总极其冷淡，中国有许多在少年时很有宝贵历史的人，一过了四十，便渐渐推翻过去的信仰，甚至会自斥其非了。心里并抱了极度的不安，想痛改前非，忏悔已往，于是，学佛了，出家了。鲁迅不但不学佛，连“世故”都不知，还是跟那班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一样的见识，此即为人不可及之处。

取容青年流毒不浅

鲁迅因犹存赤子之心，天真未泯，所以今日之下，有五千青年去凭吊他的遗容。然而这中间，为什么没有中年，老年人呢？为什么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他［们］有更广大的读者群呢？此点，我想把明说是哀悼鲁迅，实则想利用死者来作自己广告的人，应当加以缜密之考虑的。

青年人入世未深，一碰着社会间的阴影，即易沮气，想嚷，可是缺乏力量。惟鲁迅专在此中用锐利的眼去搜集，一有所得，即予以无情的痛击，难怪青年读之，拍掌称快，其实鲁迅所进攻的对象，在一般入世稍深的人看来，已司空见惯，决不若青年之易于感触。如是而读鲁迅之文，纵其笔如利匕，也无动于衷了，这就是鲁迅未曾普遍获得“大众的同情”的原故。但他那一股勃勃生气，不屈不挠的精神，自为大众所公认的。

常抱悲观永怀愤激

在鲁迅的眼睛里看来，中国的一切，都是无可救药的，他永远地抱着悲观，永远地怀着愤激的心情。他不论走到那里，好像随处都有敌人潜伏着；用闷棍打他的，有放冷箭射他的，在他自北京至广州的时候，说：“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言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忘记了这个‘学棍，哈哈，并没有，……’”（见《而已集·辞“大义”》篇）足见鲁迅先生的敌人很广，不单是正人君子与绅士学者，最奇怪的，就是一班同是以“新文学”家驰名的人，也会跟他谈不拢来。如死去的徐志摩，活着的梁实秋，高长虹，成仿吾，郭沫若，陈西滢等，这批人的头脑都很新，都写得一手漂亮的白话文；而他为什么亦不引以为同志，反和他们死作对头呢？原来鲁迅先生见了有新名士气的人也讨厌；而且又看不惯别人那挂羊头卖狗肉的一套。他又憎恶别人谈主义，可是别人却偏爱拿主义去压倒他。创造社便是这一类。

憎厌主义自信极强

鲁迅氏对于各种主义的表示，在《热风》五十六，五十九两节里，说得很有趣，他说：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

鲁迅的自信力很强，旧的东西他看不来，新的东西因为愿心许得太过，他又不相信，他只说他要说的话，骂他所要骂的人。他执笔为文，自由自在，不受别人的拘束，不受什么旗帜的哄骗。然而今日之下，竟有人强奸死人的思想，俨然将氏塑成为某一类主义的信徒，在其灵榇前后大吹大擂起来，倘死者有灵，我想一定难以瞑目。

精神节操使人钦佩

鲁迅的精神使人钦佩，鲁迅的节操值得人们师法，鲁迅的文笔的流畅与虽然研究西洋文字而不为其同化的地方，尤为难得。他在《热风》第四十一节中有一段话，是对青年人发的，他说：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我们还更想起了鲁迅氏的遗言：不要纪念我。不要因丧事收任何人的一文钱，莫作空头文学家。……他先前曾和一班空头文学家战斗过，当时虽各有千秋，长篇累牍的巨幅吓得人不敢拜读，但今天呢？毕竟分明了，章士钊做官，现代派的居有壬被刺而死，徐志摩葬身云雾间，高长虹，李初黎，成仿吾等则不知去向，而他们的作品，也早被卖花生米的老板搜得无影无踪，这便是所谓“空头文学家”的下场。唯鲁迅，犹存一线之光，犹能在吾人笔下回忆其往事，记述其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