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人道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

鲁迅先生的“转变”

王任叔

读到《申报》的北平通讯，知道北平方面，因鲁迅先生的逝世，颇引起一些争论，那就是关于鲁迅先生的“转变”问题。后来读了《质文》里郭沫若先生的追悼文字，也有提到鲁迅先生的“转变”的话，最近《中流》里雪苇先生做的一篇文章——《导师的丧失》——仿佛也隐隐承认鲁迅先生这一“转变”。虽然，雪苇先生对于鲁迅先生精神的理解，比谁都来得深切。

在这里首先得把“转变”两字，来个解释。我以为“转变”两字，有当于进化论上的“突变”。是自量到质的变化。所谓前后判若两人的意思。绝不是进化论上那种渐进的意思。日本把这种“转变”叫做“转向”，倒更来得明白确定些。

鲁迅先生自五四运动显示他的战士姿态以来，是不是有他那种突然的变化呢，我以为并没有。他自从发表《狂人日记》起，一向就是以现实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而且他始终站在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土台上。始终随着历史的进化的法则，走着他的路。

我这里所谓历史的现实主义，决不同于当时胡适之所倡导的一点一滴做去的实验主义。一点一滴做去的实验主义，那是见树不见林的看法。其流弊即在于忘掉了悬在历史前面的一个目标——一个理想，和各个现象间的相互关联。所以一到新文化运动开展到劳工运动的时候，胡适之马上慌了起来，叫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想把各个问题予以各个的解决；忘掉了各个问题间的相互关系，且应如何对着大目标——可能实现的历史的理想——予以解决。所以他主张渐进，批判，改良。不主张革命。终至于落入了好人政府的主张。

鲁迅先生决不是那样。他一开始就对于人类有个伟大的理想，而欲实现这理想，他又不欲空谈而注重实做。有人说那时期，鲁迅先生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但人道主义之可非议，不在于它对人类爱的精神，而在于它被阔人们所利用，作为胶阔人社会的裂痕底虚伪的面目。革命者的究极的目的，也无非要实现一个相互爱着的所谓“大同世界”。人道主义的精神与勤劳大众的理想初无二致。把一块阻路的大石，抛在大海里；把一条咬人的疯狗，予以击毙；人决不能以它应该得到一个空间的位置或者它应该有一条天禀的生命，来反对这种扫荡工作。如其有人反对，那不是神经衰弱者，便是新社会的奸细，因为维护了恶势力，阻碍了新社会的诞生。鲁迅先生在《药》里所表现的，决不仅仅在于以人头作为药饵的那种惨无人道的行为，而在于潜伏在这行为下的生命兑取生命的那种封建社会里非科学的习性。如其一个人头，真的可以治疗那社会的病症，我想鲁迅先生是决不非难血祭的行为的。鲁迅先生的人道主义，是有他更广泛的内容。

同时进化论与阶层论，也决无冲突之处。不用说，进化论里的突变说，有当于阶层论中的革命。至于适者生存的条目，则正与人类从利用自然开展到征服自然的理想相吻合。而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与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其中更有共通之处。在这里，我们可引用纪德的话来作证明。纪德在去年拥护文化会议席上曾经这样说过：

“我到底是个法兰西人，同时自己也深切地感到是个国际主义者。我自己感到是某种人，但同时，也可看作是个个人主义者。因为，一切自己底特殊性，个性，是取着最好的道路，而奉献于社会的。”

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不特在其论战上，每每通过个人而打击社会的典型，即在他的行为上，同样也是以“自己底特殊性，个性，取着最好的道路，而奉献于社会。”他之所以能坚贞不拔地一生显示他那战士的精神，就在于他能把个人与社会辩证法地统一起来。

但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也决不同于高打着历史的大旗，高喊着革命或什么的口号大闯大踏的那种“非革命的急进主义者”（见《二心集》）的现实主义，那些人是大半见林不见树的。仿佛大旗一打出，敌人立刻吓倒，一切鼠窃盗行的宵小之徒都不必介意了。于是翻过来，一叫出联合战线，也就“猪猡狗贼”都引为同志；连投机取巧者与暗探奸细都可加以宽容。而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在此便有一个较量。这回引起的两个口号之争，其根本的症结，我看是在这里。同样，在好几年前，文艺界的领导者们，为欲使每个文艺工作者跑到十字街头去，有所谓作品主义的非难，对于蒋光慈的作品和行动，加以甚大的打击。但鲁迅先生却每次在会议席上劝青年作家写点东西。一到现在国防文学的倡导者，（自然，我到现在还主张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应该被重视的）都主张国防文学，应该作为创作的标帜，而茅盾先生和鲁迅先生，却主张应该作为作家间关系的标帜，在前者的意思，以为文艺工作者唯一的武器便是作品，如其不作为创作的标帜，无异缴了自己的械。这理由不能说不对，但也只对得一半。而更重要的一半，却还在于茅盾先生和鲁迅先生所主张的：那就是前一批的论客，忘却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中心的实践：从生活的实践到创作的实践。鲁迅先生在现阶段所要求于每个作家的，便是生活的实践。或者说，强调这生活的实践。所以他要把这口号作为作家间关系的标帜。他是想叫每个作家先有救国的实践行动。通过这行动，然后才有真的国防文学，然而，还不得失掉它的重心，那就是大众的立场。（关于这，我想另作一文，在此不再多说。）这却又是鲁迅先生以历史的现实主义，来校正那些见林不见树的论客的“空头的”现实主义的倾向之又一面。(www.xing528.com)

但鲁迅先生的这种历史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是不是在所谓“转变”以后才有的呢？不，决不。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有这精神。虽然，鲁迅先生在译《艺术论》的时候，也曾说过有打倒自己疮痕的去处的话；但所谓打到自己疮痕的去处，我想决不是打到他根本的精神与立场。第一个证明，便是他的两册光辉的创作。不是现实主义者，决不能创造出这么现实的，即截止今日尚无一人超过的作品。而且又由于现实主义文学之被重视，鲁迅先生的作品之在今日，却如拂去了一批非革命的急进主义者所撒布的灰尘的宝石一般，益发吐出它的生命的光焰来了。其次的证明，即是他对于世界语的观念。在这观念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而这世界观，也就是产生他的作品的唯一动力。

现在让我把他这话抄录在下面：

玄同兄：

两日前看见《新青年》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世界语，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世界语，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的赞成世界语的理由，十分简单，还不能开口讨论。

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语言，所以赞成世界语。

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世界语，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世界语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世界语，便只好先学这世界语。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旁点是笔者加上的）

这是用唐俟的笔名发麦在《新青年》里的一篇通讯。但这里鲁迅先生对于世界语的见解，却正是某种主义的学者对于世界语的见解。鲁迅先生悬了一个人类必有一个共同社会的目标，所以他说人类将来总有一种共同语言；但他决不作“一提倡世界语，就能实现大同世界”这样的空想；然而他不否定有个大同世界实现的可能。同样，他也不以“世界语”为十全十美的语言，正如独木小舟也还可以渡水，在现阶段，世界语则可以作为沟通国际感情的国际语用。这是如何正确的眼光。有他那样正确的眼光，所以有他那样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使他的艺术到达无比的光辉的境界。

所以，我说，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个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一九二七年以后与一九二七年以前，他并没有什么“转变”，或“转变”得“迟缓”。自然，随着历史的进展，鲁迅先生也迈征了，但那不是一般意义上说来的“转变”，我以为。

（1936年12月5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