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我与他的约定

忆鲁迅先生

李霁野

一九二四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被一位熟朋友领导着，我静静的走到北京西城偏僻的一角，到鲁迅先生的住处。一叩门，便被让进去，因为来访是事先约定的。不大的四合院里种着几棵小小的树，一点声音没有，静寂得有如古寺。上边居中的一间房分成两段，我们走进靠里的一间小屋。一位留着短短的胡须，上身穿着灰色毛线衣脚扎着腿带的人从书桌跟前站起来。不用介绍，从额角和那炯炯有光的眼，我便知道这就是我所景仰的鲁迅先生了。

在乡间的师范学校读书时，每月有一件难以忘却的事，这便是《新青年》的寄到。拆开来第一先看看有否鲁迅先生的文字，对于卷首的大议论倒并不热切的想要拜读。以后先生常有译著的零篇发表，这些都是最深切的引起我对文学的嗜好，同时对于作者的好奇心，也随着增加起来了：我愿望见这样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但那时候觉得这希望是很缈远，因为我实在说不清离北京有多少路，也没有想出究竟怎么可以走到的方法。

一九二三年到北京读书时，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正蓬蓬勃勃，我的要瞻仰瞻仰先生丰采的心倒冷却一些了。我是从乡间初来的人，深怕一种叫作“架子”的怪物，听说城里人多半都有这样一条守门狗，我想鲁迅先生大概也是不能例外的了。但是以后从间接的听闻得知鲁迅先生并不是凛然可畏的人物，颇喜欢和青年人谈天说笑；可是我不完全相信这样的话。

一九二四年七月我译了《往星中》，过些时，领我的那位熟朋友便拿给鲁迅先生看去，因为先生常向他说太少见青年人的译作。我想这译稿不进纸篓，也得放在那里吃一二年尘土罢；不料只过了十几天，那位朋友便告诉我说，译稿不仅看过，并且记出一点有待商酌的地方，留待有机会面谈一下了。这是一种意外的喜悦，也就是约定去访鲁迅先生的缘由。

我们所进的那一间屋真可以说是“斗室”。后墙上全是玻璃窗，外面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棵稀疏的小树；窗下是一张木板床，虽然不宽，却几乎占去了屋里四分之一的地方，我就被让坐在这张床上。右手是一张茶几，两张木椅；左手便是著作的书桌，先生就转过桌前的椅子，在书桌跟前坐下来。

这屋里的一切和先生的衣服被（褥）都有一种乡里的朴实味，谈话又毫无虚套的立刻开始，我心里很泰然，觉得和我对谈的是一个诚诚恳恳的人，绝不是有一点架子的作家。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所经历的人生经验是何等深刻，他谈话时的两眼显然表示着他的观察是何等周密和锐敏。听到不以为然的事情时，他的眉头一皱，从这你也不难看出他能感到怎样的悲愤。笑话是常有的，但却不是令人笑笑开心的笑话，那里面总隐藏着严肃和讽刺。他的谈锋和笔锋一样，随时有一针见血的地方，使听者觉得这是痛快不过的谈吐。这是鲁迅先生所给我的最初的印象，在以后的接谈中除了他有时偏于抑郁，有时偏于愉快外，我觉得没有什么大改变。

鲁迅先生是不断吸烟的，所以这间小屋里早就充满了浓馥的烟了。看出我是怕烟的了，便笑着说，这不免太受委屈，随即就要去开窗子。我说不怕的，也就趁谈话有一段落，起来告辞，因为怕久坐耽搁他的工作。他说，既不怕，那就无妨再坐一时了。所以第一次的访问经过的时间颇长久，送我们走时他还叮嘱常去谈天。

和他谈天是一种愉快的经验，我们看着他的心和机智自然的活动，比读文章更多一种亲切感；所以这以后，我们两三个熟朋友总隔几天去访他一次。先生是健谈的，往往一谈几点钟毫无倦容，我们也不到深夜不愿走。有时我们知道他的写作都在夜晚，稍谈些时便勉强要告辞，但他说他唯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谈谈天，我们若有闲暇，在他是并无妨碍的。我们自然乐于再坐下去。先生是爱吃糖食和小花生的，也常常用这些来款客；有一回随吃随添了多次，他的谈兴还正浓，我料想两种所存的不多，便笑着说，吃完就走，他说，好的，便随手拿出一个没有打开的大糖盒。这以后，有一回打开盛花生的铁盒时，里面适逢空无所有，他笑着说，这次只好权演一回空城计了。

所谈的话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事。只记得有一次问起他怎样写作，他详细的说了说他作小说的经验。他说偶然有一点想头时，便先零碎的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性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段片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细看那些地方要增删。最后还注意到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合适的字眼，再加以更换。他又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一是恋爱，一是自然；在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他不喜欢大段的描写，总是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

关于骂人，记得也常谈到，他说一见到虚伪，卑污，和其他令人作呕的世态时，心里的悲愤便觉得非吐不快。有些个人代表或一种世态，骂他并不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批社会的嘴巴罢了；社会是冥顽的，先生常叹息着说。在这样的谈话中你亲切地觉得有一颗赤热的心在。

每次谈话以后，我都觉得有一种爽快之感，仿佛给清晨的凉风吹拂了一样。深夜走出先生的住处时，那偏僻的小巷里早就没有人声人影了，他总望我们走远了才进去。北京的冬夜有时是极可爱的，在那寂静的街道上步行着，先生的声音和容貌还萦绕在脑际，这印象永远不会磨灭！先生离京南去时，我们感到莫大的愁怅。现在先生长逝了，我的悲痛怎样深切的唤醒这珍贵的记忆呵！

鲁迅先生对青年人的诚恳态度，从译稿的看改和几次的谈话已经使我深信无疑了，所以以后偶有写作也寄给他去，我知道他是不会笑年青人幼稚的。在收到我的一篇题作《生活》的小说时，他立即回信道：

……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结末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为“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先生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竟这样周到，实在令人感愧。以后送去自己和别人的写作时，常常觉得是一种可笑的唐突，也诚实的说出自己的所感，但先生总说，那有一生下便长成的人呢？说到我们译文的生硬，先生总比喻的说，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遇有实在费解的地方，他总另用小纸条注记，夹在译稿里面，等见到时商酌。《黑假面人》的人物译名，几乎全给先生改正了，他笑着解释说，以中国的名姓译外国人的名字也许在懒惰的读者看着很顺眼，但在译者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译名是可以随意写上几个字的吗？这里却也需要一点斟酌：长体和扁体的字要间杂起来，一律长体或扁体是不好看的。

这使我想起他在一九二七年剪寄给我的一篇社论，在所骂的“中国的学者”中有一位邓南遮。在这篇大论后面先生写着：“这是一九二七年（注意：二十世纪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以上！）六月九日香港《循环日报》的社论。硬拉D’annunzio入籍而骂之，真是无妄之灾。然而硬将外人名字译成中国式的人们，亦与有罪焉。我们在中国谈什么文艺呢！呜呼邓南遮！”更有附注说：“但该报发如此之‘新’的议论，是少有的。前几天转载严修们反对跳舞的信，还有许多空白字。你想，严先生之文而还以为有违碍字样，方正可知。”

注意可笑的事物确是鲁迅先生的一种特性，我想这也就是他的讽刺所以深刻而多方面的缘故。有一回他寄给我大概也是香港出版的一种报纸，上面登着“征求爸爸”的广告，看了令人笑倒。现今的报纸上认贼作父的事情都尽多，慧心的读者随时可以遇到这样的材料，我想不必再多举什么例子了。

未名社的成立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那时《往星中》的译稿已经放在他那里不少时了，他常常想到出版这本书的问题，虽然我们并不敢认为这译稿有什么印行的价值。对于普通以销售为标准的出版家，先生是极端厌恶的，也不愿和他们有什么交涉。因此，有了自己印书的意思了。这是毫没有什么宏愿的，只是先生对几个青年的一点鼓励，使他们能勤勤恳恳的努力，增加些文学的趣味罢了。

初成立的未名社，是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一个公寓里的，实际就是素园的一间小小的住屋。先生在北大下课后常常到那里去谈天，偶然也就便吃饭；有过经验的人大概都知道北京学生公寓的饭是怎样的罢，然而先生只愿照样吃，添点菜（那里有好菜）便极为不安。问到上课觉得有兴趣吗？先生总常谦抑的说，那配教什么呢，不过很喜欢年青人，他们也还没有讨厌自己，所以一点钟是还乐于去教的。讨厌？听过先生讲台上谈吐的，谁会忘记那样的喜悦！

这一年也是《语丝》最有生命的时期，继《新青年》之后最为一般喜爱文艺的青年所期待的，怕就是这个小型的刊物了罢，至少我是这样想。先生和启明先生的文章使这个小刊物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是许多其他的刊物怎样也模拟不了的。他们的文章都有自己人格的印记，深为一般青年人所喜爱。鲁迅先生的笔锋怎样使“正人君子”们头疼，在这里是无须多说的了。

这时期先生除教书，作教育部的事，并不断的译作外，也忙些校阅印稿的琐细事。先生的译著印行时，总亲自校阅，也有些这样的小经验，喜欢向我们述说，例如莫使一行的顶上一格有无所属的标点符号，便是其中之一。经他说过后，看别家印的书籍上有这样缺点时，便觉得非常不顺眼。经我校过两次的印稿，他往往发现还有错误，有些不服气，我总想在他所校的印稿中找出偶一疏忽的地方来，但成功的时候却绝少。谈起来，他故意自傲的笑着说：你看，年岁和经验倒是有些用处的了！

记述这样琐事时，我感到深切的悲哀！有一次我去访他时，见他的神色很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的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我的心立刻沉下去，几乎流了泪。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但那片刻所留的悲伤印象，哪里能磨灭？先生的贵重生命，竟这样毁灭了一部分！

常有人责难先生助长了有些青年人的狂妄，其实这那能由先生去负责？在他们露出狗尾巴时，先生不惜去痛踢他们一脚，以这样算作有笑话可看的人们，可曾设身处地想一想这种经验是怎样滋味吗？然而先生还继续爱护青年人，为他们卖别人所不肯出的苦力，因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在这样崇高的人格前面，我们是只有俯首的。

鲁迅先生的喜欢革新，是始终一致的。他在《未名丛刊》里印行的《苏俄文艺论战》，大概是新文艺理论中最早的一本了罢。然而人常说，他是随着别人足迹跑的。十多年前，高尔基这名字在中国还很生疏，但那时先生便以他的作品翻译太少为惜，常常向我们提起来。现在是，正如最后一次相告时先生所说，连官报也大印高尔基的像作号召了。“空头文学家”之多，常常使先生叹息，所以有遗言中那样沉痛的警戒。不过，这样的话似乎是以少说为佳的，我还是记述一点琐细罢。(www.xing528.com)

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欢和人异趣。记得有一回他指着《出了象牙之塔》里面六号字的小标题，问我是不是很新颖，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喜欢，往往自己动笔老老实实的写几句。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他说，好的，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因为，那个广告实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读者上当，这是先生常常用以警戒未名社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又行集印成书的，如《君山》和《朝花夕拾》，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定阅者，先生嘱咐都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给。我以为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也不难窥见先生著作的良心。

书面的装璜，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他都很为愤慨。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先生有几句话这样说：“《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一次为遗漏了作书面人的名字，先生特为写信到未名社嘱咐另印一页，加装进去。

因为鲁迅先生所树的敌非常多，有些人常常以为他有一种难与相处的坏脾气。这对于先生的性格，我认为是一种误解。和先生相处稍久的人都会觉得他是极富感情，感觉极为锐敏，对人很能体贴的人。就因为感觉锐敏，所以不免多疑，这是先生自己也并不否认的；但若得到坦然的解释，他也立刻就可以释然于怀。在先生离开北京的几年中，因为路远和传言，他对于未名社的事情也颇多误会，往往爽爽快快的写信来诘责；然而一明真象，他就一如往昔。我们感觉惭愧，无以对先生的是：经过许多的摧残和波折，我们的贡献远不如他的所期。在我们今年四月最后一次晤谈时，先生愉快的谈到未名杜，说到现在还很有人怀念它的存在，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安慰。不料为时不过数月，先生又和我们永别！

先生的长逝，使我不能不联想到素园的死和未名社的解体，而觉得这种损失，对我是一种更痛切的悲哀。记得一九二九年五月先生回北京时，一见便问我们怎样去看素园，过两天我们便一同到很远的他养病的地方去。在畅谈了几点钟之后，素园才想起几次让请先生吸烟，他都摇头说不吸了，是为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不是真的戒绝；再三说了对自己无碍，先生才走出病室，站得远远的急忙吸完了一支纸烟。这是小事，是的；然而小事里正可以见体贴。先生对素园说，对于北京的朋友是常常怀念的。在接素园逝世的消息时，他深以不能再图欢晤为哀，素园逝后，有些令我们悲愤的事件，我和先生几次晤谈时，他都绝口不提，因我提而偶一谈到，他也只有伤感，绝无讽刺，这种动人的体贴，不是高贵的性格是不会具有的。

在这次回北京时，我还记得有一件小事，可见先生连细微的小节也未尝不注意。在要将几本书分送给人时，谈到一位女孩，我们说已经出嫁了，先生笑着说，那就以不送为妥了。

因为先生是富于感情的，所以往往因失望而悲愤，对于丑恶的世态和不悦意的人物都痛加攻击。这是先生所乐为的吗？不的，他不能自已。这样磨灭了生命，先生常常深为惋惜。在这次回北京，和我前今两年在上海和他晤谈时，他都含着深的悲哀向我说：这使我的灵魂粗起来！先生说完这话之后总沉默多时，向前定睛凝视，这时你不难看出他心里的经过是怎样的。我永远不能忘记这样悲伤的面影！

坏脾气，自找苦吃，也许有人这样说。是的，我们福气。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那样的感情：我们是有福了！我们用不着发这样的悲叹：这使我的灵魂粗起来！

先生是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受社会迫害的人。无地容身的F君的眷属，听说多时寄居在先生的家里。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

受迫害而毫无生计的人，先生往往让抄编一点他自己的文章，拿去代为换些稿费。选编他的杂感集的，听说就是一位死于非命的战士。

然而对于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文学家”，先生是深恶痛绝的。在寄给素园的一封信中，有着这样的话：……

……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已有“惟爱丛书”预告出现，“美的书店”（张竞生的）也又开张，恐怕要发生若干小Sanin罢，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食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但一时的选择，是有的罢。读众愿看这些，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消遣罢了。（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

“革命的爱在大众”一语，可以概括先生近些年的精神和活动。也是发动他思想的原动力。在这里，我想只摘录几句信，以见先生对于新的文艺的信心：“中国的做人虽然很难，我的敌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并希兄也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寄素园）

说到助人，还有一件我愿意记述的事。因为想换取自己的学费，我想将所译的《黑假面人》卖出去；素园在寄给先生的信中顺便提了一下，先生于是回信说：“《黑假面人》费了如许工夫，我想卖掉也不合算。……未名社之立脚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书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觉无聊。所以此书仍不如自己印。霁野寒假后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当于一月十日以前将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为借给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卖去，除掉付印之本钱后，然后再以收来的钱还我就好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几经还付，先生总不肯。因为那本书的印成既迟，卖去又慢，收回印刷的成本更是渺茫无期的。“一·二八”战役时有先生受难的流言传到北方来，我到北京的寓所探询消息时才将这百元还付了；而先生却写信来表示感谢！

一生战斗，在思想界发了这样深远的影响，而且唤醒了“无声的中国”，先生却向不曾以领袖自居，而持着非常谦逊的态度。记得一九二七年瑞典的S先生对中国的新文学很感兴趣，想托已故的F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选译鲁迅先生的作品，送给管理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委员会，S先生以为是很有希望的。他们托T君写信去征询同意时，先生回信说，就作品言，自己是不配的，《小约翰》那样的作品自己万作不出，而望·蔼覃并未得奖金，若凭一张黄脸皮，则又不是自己所愿。

和先生谈过的人都知道他的谈话中有一种特殊的机智和风趣，是很值得记载的；先生的生活若好好的写起来，对于世人也可以有无限的教益。先生的不喜欢有传记，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是知道的；然而我觉得很是可惜，所以北来写信时仍然提起，并且说以最有机会听录先生谈话的广平女士写作最适宜。先生的回信却是这样的谦虚：“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

然而细想起来，先生的传记也是并不必要的：他的全部著作也就是他的传记，因为那些真都是他“以生命写成的文章”。

先生写作之勤，常常使我们惊骇，忧虑，因为我们知道他近几年的健康远不如前，而他又不肯休息。一九三四年的夏天见到先生时，他的形容很憔悴，谈起来，知道他不能安居。这以后偶然的来信中也常有病老之感，每读到都只能徒自叹息。今年四月见到先生时，知道大病新愈，劝到休息时，他总只摇摇头，叹声气罢了，先生也谈到些动他悲愤的事，深叹这些使自己的灵魂粗起来。离开先生的寓所时，我的心里含着难言的悲哀。我觉得我们不配有这样伟大的人。

先生生前常哀“无声的中国”，也就对这样的中国，献给了自己全部的生命。从先生的死看来，中国多少是有声的了；这声是鲁迅先生的创造。愿这声不会随着鲁迅先生的死而消沉！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先生这样譬喻他的一生。愿费了这样贵重牺牲挤出的奶，一一吸进民族的生命里去！

“革命的爱在大众”。先生长逝了，先生的爱却永远存在。大众应当常常记住怎样才配接受先生的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津。

（1936年12月1日上海《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