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战斗、思想和遗产

鲁迅先生的战绩和思想

伯　衡

一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华盖集续编》

是的，鲁迅先生的一生，无时不“直面”着“惨淡的人生”，无时不“正视”着“淋漓的鲜血”！不，他压根儿就埋在惨淡里，血泊里乳育，锻冶，洗炼来的斗士，岂止“直面”和“正视”！“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踏着淡红色的血泊，冷酷地威猛地直突横冲过去。然而一代一代的“屠伯们”，“用钢刀的，用软刀的”，制造来的血，也随着地球的飞跑而迅速地积淤起来。“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们的鲁迅先生，我们的斗士，终于倒卧在血泊里，被“层层淤积”的污血窒息而死了！

我们纪念鲁迅先生的死，不能用哭，不能用泪，只能用血！只能用力！用血“才能刷净历代淤积的血”，用力才能扫除历代囤积的污秽，使他，使人类都得到自由的呼吸！

二

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用我们再来雕塑，已经严肃的站在世人的眼前了。然而他之所以伟大，第一固然这不能不想到他底卓绝的天资，坚忍的性格，第二还要想到他活着的这个暴风雨的时代呢。

自经鸦片战争，中国的“古老的钢壁就被资本主义的魔手击破了”，接二连三的就是中法，中日，八国联军屡屡的战争，魔手们很稳重的奠定了它们的基础于中国，我们这古老的封建的社会体系因之动荡，解体。从此步入次殖民地的地位了！及至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东北事件发生，又？年？月？日⁽¹⁾签定了“塘沽协定”……中华民族更陷入了前此无有的危机！不过，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间自有它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虽然相克，亦能相生；虽是反目，亦可和好。原来二者都以大众的剥削为对象，因此形成了近代史中的两个壁垒：一方面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结托，另一方面就是反封建反帝的大众的吼声！譬如太平天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都属于后者。

“结托”和“反”的冲荡间，就造成了这时代的暴风雨。

“凶岁子弟多暴”，暴风雨中哪能不产生这百折不挠的战士呢？

他幼小时的家庭生活，也足以造成他的反抗的性格的。他的家庭原是富有财产的“贵族”，在他十三岁时，忽然遭了大的变动衰落了。他不能不过那寄食人下的生活了。我们知道：社会人士们的眼，称秤人的“身分”最为锐利，总能按着你的财产变动上，偿你一副相应的嘴脸的，所以先生十三岁时，就看着别人的嘴脸了——侮蔑的，卑鄙的，阴险的嘴脸！这，他曾很沉痛的提到过：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他的破落的家庭，他的崩溃途中的祖国，他的暴风雨的时代，乳育成了，锻炼成了他这民族的斗士，大众的前卫。

三

中国的近代史，既是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交合之下的产物，阻止着中国的障碍物，也就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所以鲁迅先生一生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两种势力的搏斗上。他开手，就是［对］封建势力的攻击。他的学医，一面是为医治像他父亲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另一面，就是为着“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不过他这“科学救国论”的思想马上被事实打的粉碎。原来在显示生物的电影上会见了同胞，“正要被日人砍下头颅来示众”的。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粗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 自序》）

本来，改革社会只从技术（即时下所谓的“科学救国”）上着眼是走不通的；同样而只着眼于精神上的改变，也非是根本的疗治。不过这并不能说鲁迅先生的错误，反之，正是鲁迅先生更实际的更扩大的第一步的发展。“高老夫子”式的知识分子，阿Q式的民众……那能谈到改革？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怎样改革精神是拯救民族的第一要图：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 文化偏至论》）

同书内《摩罗诗力说》，就发出呼声，要求精神的战士了：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这精神的战士，比之军阀们的招兵买马还要难而又难的，结果还是他老先生亲身出马，打了前锋。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鲁迅先生从此捉着了艺术的武器，更简捷的说，他抛开了听诊器，提起只刚不柔的笔来了。——即先生常提起的所谓“金不换”的笔。是正人君子，洋场恶少……所最怕，最厌恶的笔！

啊，好硬的笔！我们顺便借别人的歌讴歌一下吧：

你的笔尖是枪尖，

刺透了旧中国的脸，

你的发音是晨钟，

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

……（先生出殡时的挽歌）

可是，中国因为什么弱？人民因为什么愚？还用说吗？是封建社会的作祟！政治是大清帝国，人民是愚弱的人民，以及吃人的风俗道德，无一非封建的化身，因此，封建势力便成了先生首先接触的敌人。不过封建的精髓，都具象化在伦理上，所谓“三纲五常”者便是，先生的笔尖也就随着刺去。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很愤恨的说：

……中国“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坟》一二九页）

又说：

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坟》一四二页）

我们应该怎样当父亲——非“孩子之父”而是“人”之父呢？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坟》一四六页）

他又为名教下的牺牲，家庭的奴隶的妇女们发出了抗议：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的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坟·我之节烈观》，一二二页）

所谓夫妇，所谓兄弟，所谓仁义道德，所谓人情世理都是虚伪的阴险的假面具：“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坟》二三页）

这些具体的事实在《彷徨》《呐喊》里都明明白白地指示出来了。

然而这又因为什么？这是受了历史的圈套的，所谓古圣先贤们。为着特权制造了“文物制度”来钳在弱者的头上，使之如绵羊似的顺服。后来的统治者当然更是推波助澜的扩大而且死抱着这吃人的遗产。所谓“国学”，所谓国粹，甚至所谓什么本位文化还不都是这一类的僵尸？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辱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热风》五九页）

五四运动以后，封建的文化崩溃下去了，新的文化抬起头来。不过，这并不是说封建的意识从此解体消灭下去，实际上毫没损失，只是另换了一副嘴脸和外套而出现罢了。前边已经说过，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假手于封建的孽余的，封建势力也非投在帝国主义的怀抱里不足以图存。在此两者“结托”的交合之下便产生了混血儿的另一社会层，那便是殖民地特具的典型人物，普通很熟耳的所谓买办阶级了。这种社会关系，马上在社会意识上很鲜明的表现出来。更具体的说罢，扮演的主角要以“洋博士”的角色而出现的，不过，他们骨子里仍然是封建性的僵尸，只是注入了帝国主义的稍许血液而已。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野草·这样的战士》）然而，他们演的什么把戏呢？“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

这就是我们的“洋博士”们的作用！用了什么正义，什么逻辑，什么礼貌……等等朦朦胧胧的法宝，愚弄着中国的民众，很服顺的提供他们的血和肉。凡是不跟着他们的领导走，稍有反抗的，即斥之为不安分，暴民。因反抗而流了血，自然而然的批之曰“活该”！而且还摆着慈善的面孔麻醉着将来的人们：

我们要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尤践踏死伤之苦。（陈源教授的“闲话”，转录自《华盖集续编》一〇三页）

不过我们这些学者们，终逃不出鲁迅先生这支刚而不柔的笔锋：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民国十四年“三一八”惨案的前后，鲁迅先生的笔锋都是扫射着这些正人君子们的嘴脸的；直至一九二七的大骚动，鲁迅先生的笔锋另有所指，这些人们才得滑过去，也因着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了”。（《而已集》，六三页）

鲁迅先生的离开北京原是由于恶势力的压迫，然而他跑到广东以后，恶劣的更厉害。血和泪的洪流更吓得他眼瞪口呆：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一五〇页）

在杀气腾腾的笼罩之下，这时的先生不能不搁笔了。一则因着恐怖，二则因着“诊察”。关于这个问题，下一节里还要谈到。

再次的大战就轮到创造社，太阳社了。

创造社的一群，是什么样的人物？原来一九二七大革命的流产，参与其役的战士们，遭杀的遭杀，败退的败退，遭杀的，已经完了；退下来的，有的抹抹血迹，仍然另走他应走的道路；有的无声无息隐退下去，有的便弃武就文，扛起革命文学的大旗来了。创造社就是这样退下来的一伙。不过他们的热情有余，而理论不足。所以他们的口号无论“左”的如何震天价响，而骨子里却空虚的很。一经战斗颓然而仆，竟敌不过一支孤军而且还未把握着阶级理论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骂他们“才子加流氓”，固然不能概括了创造社里各种人物，而才子气确是他们的特色。而且，革命文学运动，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自负的英雄们，气盛的才子们负担不来的，归根到底还是先生所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接替过来。关于他们的失败，后来鲁迅先生有很中肯的批评：

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到了上海就碰着创造社，太阳社等的围攻。这一次的战役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占很重要的一页，一则革命文学扬弃了才子派而进展到更高的一阶段——即“左翼作家联盟”的运动；二则便是鲁迅先生的转枢点：由“进化论”者发展到“新唯物论”者了。关于这，我们还是留在下一节叙述。

在与创造社，太阳社战争的当儿，“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于夹缝中向着先生也亮了亮刀枪，创造社等一解体，它马上便又是一群人马围攻上来。新月社是怎样的一群呢？是与《现代评论》的那一群们有些瓜葛的，都是统治者，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学者，也都是尽“带着铃铎”的山羊作用的。所以他们反对“不满于现状”，反对文艺的阶级性，扛着为文艺而文艺的招牌。不过他们也有“不满于现状”，“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也要求言论自由，“不过这是具有‘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见脏，应该洗它一洗’”（《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这样意义的要求。

自从“左联”成立，鲁迅先生斗争的地域更扩大了。直接对敌的有民族主义的文学，有第三种人，有洋场恶少。因篇幅时间的限制，不在这里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些论争都是很重要的。这里边不只是歪曲的理论上的破坏，主要的还是正确理论的建立。希望读者不要忽略了这一点。从《二心集》读起，《伪自由书》，《南腔北调》，《准风月谈》，次第读去，就可明白个大概。

鲁迅先生最末一次的论战就是“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问题。实在说来，这两个口号并不冲突，而且后者之提出更使前者的内容确实。所以发生了论争是所谓“宗派主义”从中作祟的关系。不过，正闹得不可开交之际，鲁迅先生一出马，阴霾消散，乾坤即定矣了。(www.xing528.com)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到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坛上演着是怎样重要的一个角位。

四

鲁迅先生的生活史就是一部战斗史。“有斗争才有发展”，先生的思想的发展，就是这战斗中的结晶体。从实际战斗锻冶来的理论，才是真实的理论，才是兑现的理论。有正确的理论，才有正确的行动，才有坚强的战斗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鲁迅先生于每次战役中都是站在指挥的地位。他能把握着现实的核心，他能把理论转化到实际的战斗去。大半智识分子的革命理论，因为他们与现实容易脱离，没有实际动过刀枪，不是陷于“左”的幼稚，就是“右”的机会主义或机械的公式主义。这与反动理论所得到的结果同样是有害的。鲁迅先生决无这类的倾向。这是他一生戎马，没有半日休闲在“象牙之塔”的原故。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是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最近又有这样的话：

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鲁迅杂文集》〔上月刊行〕一二〇四页）

革命文学的旗子本为创造社等树起来的，然而支持这旗子的，扛着这旗子向前迈进的只有鲁迅先生当胜其任了。连他的曾经大战过几百回合的论敌，郭沫若先生，现在也不能不说声“鲁迅先生究竟不愧是我们的鲁迅先生”了。

他的思想的转点是经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又经创造社之战役，扬弃了他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奠定了“史的唯物论”的根基。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

进化论不是完美的方法论，有偏颇性的，所以不能以之把握着社会运动的真髓。譬如进化论者只能认定社会是进化的，然而进化的中心以及进化到何处去的问题，非偏颇的进化论者所能解答了！因为这，凡是他在进化论时的作品只是对过去和现在的丑恶的一种战斗，社会病态的一种塑像；只是督促着我们走，没有告述我们向那里走。

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他是专指摘社会的病态的，目的在引起疗者的注意，没有开自己的药方。他只是说：这里有个疮，那里是个瘤，指着这个人的鼻子说是阿Q，拖着“正人君子”们的大衫说尾巴在这里。……在这无情的指拨之下，所有阿猫阿狗都现了原形。然而现了原形以后应该怎样的处置？旧的阿猫阿狗就早“打之落水”了罢，而新的出现了那怎么办？他那时没有告述我们，只是督促我们向前走，走！

翁：阿呵。那么，你是从那里来的呢？

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样走。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就是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前面！

……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沈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野草 过客》）

客到底不知道他走到什么地方去，然而他还是走下去。这是进化论者的观念。

然而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它常常采取迂回的道路向前进，并不能恰恰的和进化论者所想象的同样，有时愈趋愈下，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三·一八”的流血只死了几个学生，鲁迅先生就诅咒的什么似的，说是中国最黑暗的一日（见《华盖集续编》），然而这算什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广东……进化论者的鲁迅先生怎样去解释呢？进化论的信念无论如何的深，遇着这每况愈下的事体，也不能不发生怀疑的，鲁迅先生在广东所以沈闷的哑口无言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了。据他自己说得的原因“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久经战场的鲁迅先生怎么还有恐怖？据他自己诊察的结果是：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春青，更无顾惜。

二，……我虽然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同上）

由于事实的教训，他不再以“进化论”来观察社会了，年纪青的不一定比年纪老的好，社会上的营垒须按着“阶级”来分的。旧的社会旧的丑恶就让它们溃烂下去吧，反正担负着社会进化杠杆的不是他们而是另一群人：“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二心集 序言》）

他这种行为的确是绅士帮中的逆子贰臣，因此“御用文学家”修的《文坛贰臣传》上第一名就是鲁迅先生。其实这也毫不足怪，还是先生说得清楚：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二心集·序言》）

从此，鲁迅先生就是我们大众的战士了，而且他站在最前哨为大众，为民族而搏斗。

五

我们再谈谈先生的战法罢。

先生无论为“进化论”为“史的唯物论”者，而对于他所崇信的信念都非常坚定的，后来的唯物论时代，不用说他相信社会是有前途的了；就在进化论时代，虽然不能指出是怎样的前途，而他总坚信着未来总比过去的好，只要向前冲，终能战胜恶劣的势力的。他这样坚定的信念就决定了他的战法，所谓“韧”的战斗法。

韧性的战斗是什么？他曾以之传授给妇女们来夺经济权，用比喻加以解释后，接着就说：

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答道就是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坟·娜拉走后怎样》）

他教给左翼作家也是这一套：“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又说“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因为“韧”，可为当然而为，就是不可为也得而为。譬如他认为人们都是死沈沈的昏睡在铁笼里麻木的很，“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那有什么用处？然而他终于呐喊起来了。人们的奴才性根深蒂固，有人实际为他们做事了，他们反倒大哭大叫，去向主人报功（《野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还有甚么解放的希望？然而鲁迅先生一生都是演着这傻子的角色，不失望，不灰心！

《野草·这样的战士》一文中，更是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战法。你笑也好，哭也好，威吓也好，哀告也好，“但他举起了投枪”。你是学者也好，青年也好，道德也好，公义也好，“但他举起了投枪！”“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这回可服伏到地了罢？然而他不，他还是举起了投枪！

他的战法，不惟是韧，而且还要勇猛，真个实斗实打。“况且既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致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所以他反对虚张声势的恐吓和叫嚣，至于哈八狗式的躲躲闪闪叫得汪汪的更是他深恶痛绝的了。所以他不爱猫反爱虎；他讨厌哈八狗，反爱巨獒，就是这道理。上月《作家》发表的《半夏小集》有这样一段：

假使我的血和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他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总括一句：先生的战法是韧性的持久战，是勇猛的实打实战。

六

鲁迅先生——勇猛的战士死了！中华民族的大不幸，被压迫的人们的大不幸！

我们要纪念他，只能用我们的血和力！

写在这里，我的心渐渐铅沈下去，思路渐渐凝聚，凝聚一幅登在《中流》上的鲁迅先生的死像，在眼前晃来晃去；而喉头却蠕蠕在动，默默的歌着这挽歌了：

你底笔尖是枪尖，

　　刺透了旧中国的脸。

你底发音是晨钟，

　　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

你从不曾退却，

擎着光芒的大旗，

　　走在新中国的前头。

呵，导师！

呵，同志——你死了，

在艰苦的战地；

你没有死去，

你活在我们心里！

……

一九三六，十一月

（《齐光校刊》第二期）

【注释】

(1)原文如此，“塘沽协定”签订日期为1933年5月31日。——订补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