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逝世，学术界损失重大

鲁迅先生

曹聚仁

今天上午，接到友人的电话，说鲁迅先生去世了，心中颇有点痛楚；二星期前，我在内山书店碰到他，人是那么瘦削。他说：“已经过了危险期，大概不要紧了。”谁知一日间冒点外感，竟以不治。他的身体不好，为日已久；我曾写信劝他到山水之处休养一些时，他的回信说：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厦，辇卢荣归矣。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

我们可以想像在这样低气压之下，这个文坛斗士受到怎样一种压迫和误解；屡次传说他要到杭州、青岛、日本那些地方去调养身体，终于不成事实；患着很危险的肺病，得在上海尘嚣中了结他的残生；大概和“低气压”不无一点关系吧。不过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最近这一周，还努力于写作和翻译；他真以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文坛，不曾偷懒过一日呢。他有一回来信，谈到他自己的为人：“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他之于文坛，实实在在随时随手在做有益于人之事。他说他自己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就来呐喊几声。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已经有点怀疑起来，而且失望颓唐得很；但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他又有提笔的力量，夹杂着设法治疗旧社会病根的愿望。他的作品自小说以至杂感小品无不弥满着战斗的气氛，和新的战友同其步伐。我今天翻开抽屉，整理他写给我的信件；（长长短短约有四十多封，）其中有一封论及林语堂先生的，我不妨引来证明他的爱社会的热情，他说：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他对朋友忠告着道，一以社会国家的福利为归，他之所以能成为思想界的前驱，并非偶然也。

当我在编《涛声》的时候，鲁迅先生用罗怃的笔名寄一稿给我，题目是《论赴难和逃难》，我当时并未留心“罗怃”便是他的笔名。刊出以后，忽有一个读者来问：“罗怃是不是鲁迅的笔名？笔调太相像了。”我们于是仔细研究一下，也推测是鲁迅先生的稿子。（后来见面时，他自己对我证实了。）我当时曾提出一个小问题，所谓“鲁迅的笔调”究竟是怎样一种笔调？依周作人先生的说法，这种笔调，多用“反语（Irony）”，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造成了SatiricSatire（讽刺者的讽刺），换句话说，即所谓“冷嘲的笔调”，在我们的谈论中，我曾取鲁迅先生在暨南大学讲稿中的一段为例，那段话是：

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

这便是“反语”的一个例子。（“反语”谓表示某种意见，用其正反对之语，从修辞上说来，是Paradox之一种。）说社会要有被杀被囚的文学家才觉得有趣，说文学家自己做戏给人家看是一种热闹，说看人家挨打是颇觉有趣，都是用“正反对”之语；这种话，粗看很不合理，细看恰正合乎至理，这是用反语的效果。“讽刺文学”和“政治黑暗”成正比，在言论不自由的圈子中，“反语”最用得着；鲁迅先生的笔调也可说是时代的产儿。(www.xing528.com)

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自有很多人说过了。我所要添的蛇足，还是从他的来信中先节取一段来看看：

我……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事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也许有人说鲁迅先生最落寞，最少合得来的朋友，最爱发脾气吵嘴；但在另一面，他正是个能“略小节而取其大”的，富于友情的人呢：我曾经读他的《朝花夕拾》，其中有一篇叙述他自己和范爱农的交谊。范爱农晚年落拓，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闻其语，可以想见这位酩酊的小酒人和鲁迅先生是怎样肝胆相照的。我想在鲁迅先生的几十年的老朋友的眼中，鲁迅先生不会看作最爱发脾气的人吧。

如今，鲁迅先生死去了，懋庸兄说他所拟编的中国文学史没有编成，是中国学术上的大损失，的确，这是大损失。鲁迅先生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但他所要做而未做成的工作还很多很多。我依旧引他的一段来信来结束我的忆念，他说：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须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朝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钞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

唉！以鲁迅先生之努力于文艺工作，而他竟不能有写作的余裕，从容来完成中国文学史中国字体变迁史，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对着鲁迅先生的遗容，该想起这个问题来吧？

十月十九日。

（《申报周刊》一卷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