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
战士鲁迅死了：关于纪念这样一个努力与封建思想奋斗的作者，是应该侧重于他的思想方面的。但我做这工作，能力还不够，所以只好略谈他在中国小说史方面的成就。蔡元培挽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而我只能诚实地就我所比较知道一点的来说，实是惭愧。但我以为，单独地以我这篇短文来纪念鲁迅是不对的，把我这篇短文放在几篇论鲁迅的创作、思想等文字的后面是应该的。因为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实有很大的功绩，正不容我们忽视。我们应该各就所知，从各方面来看鲁迅。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有的三数同类书中最好的一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比他写得更好的。今年已有日本增田涉的译本。此书初版于一九二四年，曾经增订两次：一次是一九三〇年，添上元刊本《全相评话》（“世界文库”今年将刊印一部分），《水浒传》诸本（商务刊有一百二十回本，李玄伯刊有百回本）以及“三言”（“世界文库”已刊《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惜《古今小说》抄本已毁于火）的叙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也就是去年，把《品花宝鉴》的作者陈森书改为陈森，又把《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改为魏秀仁。因为他发现了作者的手稿《梅花梦传奇》自署毗陵“陈森”，故疑书字误衍。对于《花月痕》的发现尤大，原来他买到一部谢章铤的《赌棋山庄文集》，其中有一篇《魏子安墓志铭》，（似曾载入新版《小说旧闻钞》，最近孔另境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小说史料》并收之）说起子安是号，秀仁方是名。铭后附有魏秀仁的著作目录，凡三十三种，八十卷。我希望将来魏秀仁的著作能够逐渐被我们发现。
辅翼《中国小说史略》而行的是《小说旧闻钞》。这部书比蒋瑞藻的《小说考证》要好得多。第一，蒋氏的书虽名为《小说考证》，实际上是连戏曲的考证也放在一起。并且随得随刊，检查不便。例如，《三国演义》既见于“正编”，又见于“拾遗”，复见于“枝谈”。而《小说旧闻钞》却是只录小说考证，不取戏曲考证，并且合为一本，不是前后散见的。第二，蒋氏抄缀，常任意更改字句；有时原书易得，也去抄录第二道手的引文。鲁迅则均取原书校正字句，且多新的考证录出。如果原书易得，就不殚烦地再去翻检原书。例如关于《水浒》，俞樾的《茶香室续钞》曾经两次引到周亮公的《因树屋书影》；蒋氏引前者，鲁迅便改引后者。又如，关于《英烈传》，蒋氏引《茶香室续钞》，鲁迅便把它的娘家《七修类稿》找了出来。又如，关于《西游补》，蒋氏只用缺名笔记，鲁迅则把这笔记所引用的原书朱彝尊的《明诗综》和钮琇的《觚剩续编》用了上去。又如，关于《女仙外史》，蒋氏引《通俗编》删去开首几行，鲁迅却将全文补足：凡此诸点，都是鲁迅胜过蒋氏的地方。
关于小说的辑录，鲁迅有《唐宋传奇集》和《古小说钩沈》。前者分辨伪作，考证源流，用力极勤。一向我们看惯了《唐人说荟》，以为《邢凤》和《沈亚之》乃《梦游录》的篇名，而作者是什么“任蕃”，其实《邢凤》即《异梦录》，《沈亚之》即《秦梦记》，均为沈亚之所作，见存《沈下贤集》；连可靠的《太平广记》关于此两篇都只选用第二道手《异闻集》，或《异闻录》，他更无论矣。我们又以为《虬髯客传》乃张说作，《枕中记》乃李泌作；不知前者的作者实为杜光庭，后者的作者实为沈既济。我们复以为《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托名曹鄞）《开河记》《迷楼记》以及《海山记》（最后三种均题韩候）都是唐人作的，不知实乃宋人所作，经鲁迅考订以后，方才拨云雾而见真相。(www.xing528.com)
《古小说钩沈》是常在我怀念中的一部书。记得鲁迅以前曾写给小峰，说是不愿给北新印，出这部书是“赔本无疑”，想交给厦门大学印。后因辞职赴广州中山大学，这事便搁了起来。去年郑振铎编印“世界文库”，第一集目录中有此书，但今年预告中仍无此书。我希望广平女士能将此稿整理出来设法付印，此书的读者虽不多，我相信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必有很大的贡献。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嗣禹的《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那是仍旧不足餍我们之望的；因为邓嗣禹的《引得》只以《太平广记》为本位而“钩沈”，其他《说郛》等书均未涉及，而鲁迅却是以小说为本位而作横的辑集的。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的那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教国文，我所买的初版本是黄色封面，分上下两册，作两次出版的。当时校中的同行同事张先生，是北大毕业的，曾听过鲁迅的这个课程，他说：“鲁迅先生教中国小说史，听讲的人很多，跑来揩油的也不少。大约他只讲二三十分钟便下课，但他说得非常扼要，并且很有风趣，听他课的人每课都要大笑两三次。”当时《语丝》还不曾出版，而鲁迅的幽默和讽刺之名，已经传遍遐迩了。
最近我时常翻阅鲁迅的这三部书——《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唐宋传奇集》。并且也时常念念不忘于《古小说钩沈》。我想按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上所精选的几十部小说来详细阅览和探讨，至今只写成一部《小说闲话》，已经排好，本想请鲁迅题签，不料他却去世了。昨天我写信给专研平话小说的长泽规矩也说：鲁迅逝世，不胜哀悼，从此中国小说史研究者又弱一个，我希望他在纪念平妖堂主人马廉以后，再在《书志学》上纪念中国小说研究的第二次损失。
（1936年1月22日《大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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